资料来源：邱鸿钟. 中西医理论建构的语义学比较. 医学与哲学，1990，(6)：18-20

摘要：如果说语言是由语音、语法和语义三要素构成的话，那么，语音则是一座大厦的建构材料，语法是组织建材的规则，而语义则是扎根于现实之上的地基。毫无疑问，中西医理论的建构，不能逃脱其各自语言工具的影响，而语义这种语言的深层结构，必是中西医理论异同现象之河中的潜流。

一、义位——词义的异同

理论的思维细胞是概念，概念大多为实词而词义对应的语义单位是义位（sememe）。义位中反映的语义差别是中西医理论差异之始。

1. 基本的理性意义  这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社会和精神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的理性认识的成果在语言或言语中的反映。如西医把动脉叫“artey”，这个词源出希腊语“aer”（意为“空气”）和“terein”（意为“保持”），其合成后的语义为“保持住空气的管子”。因为那时希腊人以为只有“vein ”（静脉）一种血管, 而“artey”只是气管的延长。直到公元二世纪，盖仑才发现“artey”也象静脉一样是运送血液的。当然，到哈维以前，西方人还不明白动物和人为什么需要两套血管。中医把血管叫“脉”，古文写作“脈”或“衇”。“？”（？）象水之衰流，故“衇”原意指血流之未流，而“脈”则从血管之内质之意。

2. 社会性意义  是指反映在语词中有关政治、宗教、战争等社会性意义或使用该语词时的社会环境和“言外之意”的语义。如sacral vertebra（骶椎）源出拉丁词sacrum，意为“祭神的”，因为祭祀时常用牲畜的这一部分作祭品。中医“血”字从皿，一象血形。《说文解字》说，即“祭所荐牲血也”，故从皿指祭祀用血之事。这表明中西文化具有某些相同的发生学因素。

3. 情感意义  是反映在语词中能表达某种感情和态度的语义。如在中西医文化中，有关死亡、疾病、性和排泄的语词常有类似的委婉语和禁忌语。如患者，中医里有“体中不快”、“违和”、“负薪之忧”等委婉语。

二、语义场——词汇结构的异同

如果若干词的义位含有某些共性的义素（比义位更小的语义成分），那么这些义位就构成一个语义场（semantic field）。

1. 分类义场  由标志同类事物或现象、性质、运动等的义位构成。中医很早就有发达的分类义物，如“阴阳”是包含两个义位的分类义场，“五行”则是包含五个义位的分类义场。其次有“六经”、“六淫”、“三焦”、“四气”、“五味”等分类义场。中医正是依靠这些分类义场，把对复杂的生命和疾病现象的认识经验纳入了一个条理化的框架。中医分类义场是一种源出民俗的经验，直观性明显，且表共性的义素间常常只是一种类比的联系，而非本质的联系。西医的分类义场在早期与中医无所大异，如“四元素说”也为一普适的分类义场。但近代以后，西医分类义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由于西医的分类已经通过解剖、显微、遗传学手段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直观经验，从而使得其各义位和义素间更具有本质的联系和区分特征。方法的推进，使得西医分类义场常在变化修改之中，而中医却总是把发展的经验纳入凭直觉臆想建立的不变的分类义场中。

2. 顺序义场  由具有某种顺序、等级关系的义位构成。中医理论中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四时循环、子午流注等概念各构成一种顺序义场。它们广涉生理、病理、诊治等领域，表明中医对生命时序现象有较为系统的认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医顺序义场主要表现在有关生命结构等级方面的认识。这正是中西医在有关生命的结构和功能知识方面发育差异的痕迹。

3. 关系义场  由反映事物之间关系的义位所构成。这种语词一般是成对出现即每个义场包含两个义位，方向相反，具有依存关系。关系义场是中医理论中的普遍现象，如言脉象，“上下左右之脉”；言刺法，“前后相应，逆从得失，标本相移”；言气机，“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下”、“左右”、“出入”、“前后”这些本来均为普通日常语词组成的关系义场，但在中医理论中都获得了特定的医学语义，并当作象西方自然科学中的时间、空间、运动和变化等基本术语一样来广泛使用。西医词汇中的关系义场典型的有抑制与兴奋、吸引与排斥、平衡与非平衡、感染与免疫、抗原与抗体等。它们在认识发生学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多数关系义位是单一独立先后发展起来的，而不象中医总是成对发生和成对运用的，恰恰后者正是所谓朴素辩证法思维在语义中的反映。

4. 两极义场  由意义上彼此相反的二元语词构成，但两个对立的义位间有一过渡带。中医理论中两极义场尤为丰富，如“阴阳”、“浮沉”、“虚实”等均构成两极义场，正常的生理状况被认为是两极义场中的“持中”状态，如“阴平阳秘”。西医中虽也有一些两极义场的词汇，如hypertention（高血压）和hypotention（低血压）等，但不多见。这再一次表明，中医的辩证思维是可以得到语义学材料证明的事实。

5. 同义义场  是由两个以上理性意义相同，但附加成分不同或用法不同或搭配关系相异的义位所构成。虽然中西医词汇中都不乏有同义义场，但各有发生、发展的原因。汉语同义词是词汇发展在词义上的相互“交接”，而在语音上的彼此“分割”的结果。但英语则是因为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拉丁语、希腊语等外来语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以本族语为一方，外来语为另一方的大量同义词长期共存的现象。结果是，为了解决古今异地理解文本之差别的问题，中医便少不了以同义义场的词互训古籍的工作，而西医不仅没有这个包袱，而且同义义场的多词源现象可能还有助于多元化思维的发育。

三、义句结构转换之异同

义句，是由词（义位）和词组（义丛）组合而成的句子的语义单位，是表达判断、推理等思想，建立理论的意义片断。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为了表达思想和实现交际，就必须运用一定的语法规则将只有自己能意识到的义句深层结构转换成外部表层的言语或语句。对英、汉语句进行比较可知，不同语言的语法在表现义句深层结构的方式和效果上表现了明显的民族特点。

首先，在英语中“主谓结构就是句子”，不仅各种独立的句子，而且复杂句当中的子句和分句也都必须要有限定动词作谓语的主谓结构来构成。因为发源 于西方的形式逻辑认为，只有主项和谓项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命题。这样，在科技英语中，句子字面表层结构与义句深层结构的成分项（argument）和谓词（predicate）的对应关系就十分清晰。依照这种关系，古汉语的文言文就似乎显得成分“残缺不全”了。如无主句和无谓语动词句在中医理论陈述中就广泛存在。例“在足少阳之本末〔  〕，亦视脉之陷下者灸之”《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一句中，蒙下文省略了谓语“灸之”。汉语中主、谓、宾的省略可不需要任何虚词成分来表示，其取舍的意义成分只能依靠其上、下文的承接方式和词序等传递的信息来理解和注释，即汉语是靠“意合法”来建构句子的。而英语发明了语法上的形式主语（it）等，虚词和借助关联词来使一个句子在主谓结构上的完整和严谨，这便是建构英语句子的“形合法”。显然，“意合法”和“形合法”在如何把语义解释分配给表层的符号，以及在表达效果等方面有不同的作用。

其次，在义句意义表达的清晰性方面，中西医也显出差别来。人们常说中医理论较模糊，其实就是含有模糊的义位和义句较多的缘故。所谓“语义模糊”就是指语义单位在指称或表述某一对象时是不确切的。如中医使用一些文学色彩很强的词汇来表述某些脏器的生理功能，结果其模糊的语义引起了后世医家的门户之争。三焦、命门之说便是典型的一例。一个语词或一个句子在不同的上下文或语境中，可有不同的含义，如果不事先给出这些义位和义句的必要条件，同样也会引起语义模糊现象。如中医关于《伤寒论》注释中发生的错简重订和维护旧论各派之争，其中有不少分歧点便由《伤寒论》原文语义模糊所引起。

以英语建构的西医理论并非从来就没有模糊性，而只是在近代以后，其模糊性渐为一种科学的量化运动所吞没了。如以单位时间计数心率，以心电图、血压计等观察心脏功能和血压以体温表测量身之寒热，以血细胞、抗体测定判断人之“正气，和“邪气”之强弱等等。随着西医认识的精确化，西医术语力求造词准确贴切。如peri-为希腊语前缀和拉丁语前缀circuim-同有“周围”之语义，但西医造词时利用了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来反映对象的特点。如pericarduim（心包）与circumocular（眼周围的）的准确区别在于peri-表达了“包裹”的含义，而circum-表达了“围绕四周”的语义。由古英语指示代语发展而来的定冠词“the”，是英语避免泛指带来语义模糊性的一大发明。尤其是在现代英语早期，定冠词的使用频率比现在高得多。

当然，辩证地看，西医使用量化来克服语义的模糊性也非万全之策。例如把血红蛋白在12.2g%（男）以下的人定义为“贫血”，似乎比中医所说的“血虚”要精确些。但事实上，前者不过是一种人群统计学的均数。千差万别的个人生理状况的判定，只能以他本人以往常态为基准。如果一个人的常态水平不在均数以内，那么，西医的量化并不会给认识主体带来更多的清晰性。而中医辨证从 “面色苍白”（色）、“有气无力”（行为）、“脉细弱”（血流动力学）、“舌淡唇白”（外周循环）、“头晕眼花”（神经系统症状）等多维度的一系列机能信息，来作出一个模糊集合的判别，其实比边界严格清晰的西医标准更适合于每一个具体和“运动中”的人。

（参考资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