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走出“中体西用”

前面叙述了中医客观化、规范化的努力，及其遭遇困境的现实，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尚在进行客观化、规范化努力的医学理论，它是科学理论吗？为什么这样的努力会事倍功半，甚至成为不伦不类的怪胎，而难以为继？如果不是科学理论，它的体系能够成为未来医学的依托或者出发点吗？曾几何时，我们殷切地渴望创造一个新医学、新药学，但科学是创造的还是发现的呢？为什么曾经风靡一时的中西医结合总处在“中西医配合”阶段，而理论层面的“中西医融合”却举步维艰？如此挫折，会不会因为我们最初的选择，对“中体西用”的坚守并不符合时代进步的情势？作为中西医结合传染病专业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委员（2006-2015年副主任委员，2015-2018年主任委员），笔者“朝斯夕斯，念兹在兹”，反复考察比较了多种融合的办法，耿耿于怀久矣。鉴于二者起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及其相关的方法论手段，具有鲜明的不可通约性，最终获得的看法是：走出“中体西用”。

当然，由于笔者理论水平有限，此论仅仅是抛砖引玉，期望学界对这个问题采用理性批判的精神进一步深入讨论，毕竟事关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学的大计。那么，回到本书的主题，洪钧老师[赵洪钧. 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修订版）.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10：173-191，321-322]认为，中西医热病学（感染病学）融会贯通，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病因的认识取得统一；二是对发病原理取得共识；三是治疗原则的取长补短。让我们结合具体问题，看看走出“中体西用”的可能性。

1. 关于病因学

关于病因学融合，洪钧老师有一个观点：西医的病因学，在认识正气方面有重大缺陷。他认为，制约外感病发病的因素有三：①人体抵抗力，即正气；②致病微生物（和部分寄生虫）；③气候异常或气候环境条件突变——即传统上说的六淫（或寒热燥湿四淫，即季节气候中温度和湿度两大要素）。重视正气因而有扶正祛邪法，是中医病因病理学和治疗学的特色和至今保持的长处。按他《医学真传·理法传心》的说法，一字真传是“虚”，两字心法是“正邪”，可见其对病因学的重视。但是，如果将“发病学”取代“病因学”，则是对“病因学”的误导。实际上，免疫学+营养学的实证理论是可以逐渐充实“正气说”的，而且有了更加客观和实际的证据，以及基于物质基础和形态结构之上的“气化”（功能），就不仅仅是朦胧理论了。

虽然看起来，洪钧老师关于“寒热湿燥”的“四邪说”，以“温度”和“湿度”计量，离实证似乎近了一些，但离开实际更远了一些。前面已经说到，试看“风寒暑湿燥火的“六淫”，它们在治疗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致病原因”还是症状体征产生的“内在机制”——病机，岂不是一目了然。这样看来，它还有病因学的意味吗？如果没有，感染性疾病的病因学从何谈起？

由于后面还要提及中医理论的“状态医学”特征，以及与病理学、药理学之间的关系，这里暂不深入。如前所述，西医的病原微生物学、寄生虫学已经是实证的科学，六淫学说实际上是病机论（病理生理学），那么实现“病因学治疗”的关键，就是依据现代微生物学、寄生虫学、免疫学理论等，把中医祛湿、清热、凉血、通下、益气、养阴等药物中的治疗机理就从抑制病原体、调节免疫等角度进行探讨，尤其是如何防治病原体耐药方面的问题。

2. 关于病理学

前面已经讨论，由于病理解剖学的诞生，为病理生理学带来了实证的基础，从此与古代医学的臆想——西方的“四体液说”、中国的病因病机理论——截然不同，走上了科学大道。这是时代进步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而变革的核心是：从经验出发，在思辨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让思辨的内容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客观化的保证）；另一方面，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再严谨一些，获得逻辑学规则的限制（规范化的保证）。基于此，人类走进了科学时代，即科学理论有了发生学保障，科学体系有了传播学保障。故而，整个科学技术实现了实质性交融、大循环效应，并显示出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医学只能融入现代科学的体系之中，才能产生与时俱进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门户自守、孤军奋战都是不可取的。

病理学也是这样。首先，它是开放的，随时准备更新其知识构成；其次，它是坚守的，即理论来自于经验事实，同时受到经验事实的检验。比如中医关于正气（扶正治则的体现）的理念，相信它会进一步融入免疫学、营养学等科学理论之中。虽然免疫学并没有揭示关于“正气”的所有机制，但它一直处在进步之中，最终会越来越接近传染病正邪关系的真相，并描述其相关细节及其网络调控原理。至于营养学的辅助，更是在化学基础上才能得到清晰的认识。又比如，季节、气候与感染病发生的关系，现代医学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它还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前面提到，截断扭转法治疗感染病早期过度炎症反应（或称细胞因子风暴，是重症感染病的关键环节），不仅具有实际效果，而且还有理论提示作用。事实上，现代病理生理学对于这一点还缺乏深刻认识。比如，各种不同疾病的过度炎症反应具有何种不同的免疫机制？各自炎症介质、细胞炎症是如何发挥网络作用的？凉血活血、清热解毒、益气养阴中药各自有什么效应，如何配方，有效成分的进一步分析，量效关系怎样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以上，仅仅是该环节的一点初浅想法，其他感染病的病理生理学研究方向还有大量课题，中医药如何在各个环节如何发挥作用还得相关领域的专家提供方向性策略。笔者学术水平有限，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3. 关于治疗学

无论中西医学，有了病因学、病理生理学的共识，治疗学就有了理论基础。但在临床问题中，对治疗学的恰当认识有助于我们走出“中体西用”的局限性。比如，如何认识活血、祛湿、清热、解表、补肾、益气、养阴、壮阳、平肝、化痰等治则，或者说如何将其融化于实证科学的感染病学理论之中，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又比如，如何理解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辨病论治”的相互关系，让它们在现代感染病学中找到各自的定位，也是不可小觑的问题。后者，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题探讨，这里，简单谈谈自己对前一问题的初浅认识。

前面说过，作为构筑科学理论的前提，一是实证研究，一是逻辑学规范，从而实现其客观化、规范化建设。活血、祛湿等治则是实证研究的结论吗？显然不是，因为所谓“湿”“瘀”等等，并非是科学概念。既不能确定它们的内涵，又无法划分其外延，而且不具备可操作性、可检验性。目前采用的办法，是把它们约等于一组很难严格界定的临床表现（疾病表象），然后进行实证研究的做法显然缺乏逻辑学基础，也难以实现实证研究的初衷。尽管作为中药和方剂的分类依据，它们似乎已经成为标准的理论，但这种理论能够接受经验事实，尤其是受控实验的检验吗？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实现理论客观化的目标吗？因为药物治疗的内在机制，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的，而不仅仅是猜测、联想，或者思辨一蹴而就，成为万古不变的真理，它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客观化检验，才能一次次深入，一次次接近事实的真相。这是科学理论成长的路径，舍此则不可能抵达。

事实上，天然药物及其组方的治疗作用，只有实证方法才能够逐渐发现，任何一蹴而就的理论，包括自然哲学的思辨，都与其客观真相相去甚远。关于这一点，中药药理学已经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并具备脱胎换骨，另起炉灶，或者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基础。即使暂时存在一个过渡期，相信观念的进步才是最重要的，它会使这个过渡期大大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