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玲：西医传入中国——结核病案例研究(1900-1967)

摘要：本文从结核病这一典型的慢性传染病入手阐述“西医传入中国”这一主题。结核病是结核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以肺结核为最常见。肺结核起病缓、病程长，咳嗽、痰中带血、低热、盗汗、疲倦、消瘦，这些症状会持续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肺结核病人到了晚期可能会大咯血，一般会出现高热，盗汗严重，咳嗽困难，往往因各种并发症而死亡。解放前，结核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很高，有“十病九痨”的说法。根据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1926~1931年的统计，肺结核位列死因榜第一位。1945年以来，由于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等有效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以及卡介苗等预防措施的逐渐推广，结核病的流行状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由死因榜首位降至10位以后(根据上海市1983年的统计数据)。

一、西医结核病观念传入

中国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医学从各种途径传入中国。1882年，科赫在实验室中成功分离和辨认结核杆菌；到1901年，在丁福保的《卫生学问答》一书中就可以找到“结核杆菌”的概念，当时“结核杆菌”被称作“肺痨虫”。从清末到解放初，建立在细菌学上的西式结核病观念逐渐被知识界接受，而“痨病”这一旧称也逐渐被新名词“结核病”所取代。民国时期，中国出版了大量的介绍结核病的病因、传染、诊断、疗养、预防等西医知识的通俗性书籍；这些书籍的出版极大的普及了西医的结核病观念。西医传入中国之后，传统中医受到了巨大冲击，在解放后出现了“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局面。

二、西医结核病疗法传入中国

陈果夫是典型的肺结核病人，从他20岁第一次吐血到60岁死于肺结核，陈果夫患肺病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中，陈果夫几乎试遍了西医的疗法：疗养院静养疗法、钙剂、结核菌素注射、链霉素、对氨基水杨酸等；然而，这些西医疗法的疗效并不理想。对化学疗法成功之前的西医疗法进行分析表明：1952年前，西医治疗肺结核，比之中医并没有明显优势。1854年，德国人赫尔曼·布雷默在西里西亚山区的Goerbersdorf创办了世上第一家肺结核疗养院；此后一百年的时间里，疗养院疗养成为了西医治疗结核病的标准疗法。当时欧美的医学界认为：只要肺结核病人在风景优美的疗养院中静卧休息、呼吸新鲜空气、加强营养、过有规律的生活，结核病就会逐渐治愈。疗养院疗法无疑传到了中国；在30年代，北平至少有疗养院十处，较著名的有西山八大处天然疗养院、中华医院；民国时期，上海的结核病疗养院至少有九处。上海澄衷疗养院被称之为“中国之Goerbersdorf”，完全是欧美疗养院在中国上海的复制和翻版。19世纪末，西方的医生们开始采用外科手术来治疗肺结核患者。1920年以后，以人工气胸术为主的外科萎陷疗法成为了肺结核的常规治疗手段。人工气胸术是意大利医师佛兰里尼于1894年前后发明的外科手术；该手术疗法很快传入中国，在1928~1930年间，留德医师丁惠康在上海肺病疗养院施行人工气胸术治疗肺结核病人。到30年代，在北平协和医院，人工气胸术已成为常规门诊治疗；上海澄衷疗养院、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也已经开展人工气胸术。此后，这一疗法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应用，直到60年代中后期被化学疗法所取代。

三、西医诊疗预防结核病的技术传入中国

西医诊疗预防结核病需要依赖各种专门的“技术”：结核菌素、人工气胸术、卡介苗、抗菌药物等等，这些技术都相继传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890年科赫宣布发明结核菌素，当年清政府官员薛福成就派遣赵元益前往科赫的实验室学习“疗治痨症之法”；我国各西医诊所使用核菌素治疗结核病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20世纪20年代人工气胸术在欧美成为了肺结核的主要疗法；该手术疗法在1928~1930年间即传入中国。卡介苗是法国科学家卡尔莫特和介兰发明的预防结核病的疫苗；1921年，卡尔莫特首次将卡介苗用于人体，1927年，法国开始接种卡介苗，仅第二年(1928年)，中国官方就引入了卡介苗；二战后，欧洲开始大规模接种，1947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向全世界推广卡介苗，中国从49年即开始进行大规模卡介苗接种。链霉素1945年用于临床显示出治疗效果，1948年以后就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1952年国外报道了异烟肼治疗结核病的良好疗效，当年我国就能自行生产异烟肼。

四、日本与欧美：西医传入中国的两条途径

丁福保所著《肺病指南》和卢永春所著《痨病论》是民国时期结核病通俗性书籍中的经典之作。丁卢二人正好体现了西医传入中的两条途径：一条经由日本，一条源自欧美。丁福保比卢永春年长约二十岁，两位都是民国时期普及结核病西医观念的重要人物。丁福保通过翻译日文书籍习得西医知识，而卢永春毕业于湘雅，是接受美式医学教育的医学博士；两位关于结核病的知识虽然来源不同，却是殊途同归。西医由日本传入中国主要借由翻译日文医书的方式。民国时期出版了许多译自日文的结核病书籍，这些书籍在中国一版再版，西医知识也就由此而普及于民间。西医由欧美传入中国则是通过教会或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医学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的，而这无疑是西医传入中国的一条影响最为深远的途径；因为正是医学院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结核病专科医师，从此中国结核病专科医师群体逐步形成。对1915年前出生的资深结核病科专家进行统计发现，绝大多数的结核病专科医师毕业于国内欧美背景的医学院。中国人接受欧美的西医教育之后从事西医行业，西医由此而扎根于中国，西医师群体的形成构成了西医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五、防痨卫生促成西医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和应用

1915年，伍连德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上撰文呼吁中国政府开展防痨卫生；1933年，上海发起防痨协会；1935年，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开办“结核病门诊处”，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1945年国民政府开始在各大城市开展防痨卫生；1949年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和国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防痨体系，防痨卫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解放后中央政府在人群中实施大规模的消灭结核病的公共卫生是西医技术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因为要实施防痨卫生，就必须要采用西医的技术，必须大量的培养西医人才。卫生部1951年开办了第一期防痨医师进修班，培养防治结核病的专门人才。到1958年底，全国已经有结核病专科医师1767名，而掌握各种西医防治技术的防痨人员已接近2万人。设立防痨机构，培养防痨人才，根据西医学的知识、利用西医学的技术来监控和预防结核病，这就是解放后防痨卫生的方针和宗旨；总之，实施防痨卫生的需要进一步地促成了西医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