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细菌论逐渐站稳知识上的权威地位，但是中医仍不断挑战细菌论，认为细菌并不一定导致热病的发生。如何廉臣说：“饱腹受寒，必起霍乱。”凸显个人生活不当而导致罹病，而非细菌之影响。[1]清末陈虬就指出防疫的“内功”，他说：“大要在提元神，而提神猝未可学，一切耗神之事总宜戒断。其目约有数条：戒多猛饮酒、戒多吸干烟、戒远视、戒久立、戒远行、戒多言、戒多用心思致令彻夜不寐。而尤要者则在房室，如房劳后七日内患病者，十中难救其一，验之屡矣。”[2]时逸人也做了类似的发挥，他说：“惟真气内守，则肉腠闭拒，易现代之名词，有充分之抗毒素，虽遇病菌，不能成病。”又谓：“此种抗毒力，必待精神宁静，而后充盈。”强调精神之强健，足以抵抗病菌，这可能是当时中医谈人体抵抗力时很重要的一个面向。[3]祝味菊则对西医预防医学中最盛行的血清疗法进行质疑：“西医既以细菌为病原，又知病灶之所在，故其治疗之法，不外杀菌与割治。杀菌之最新而特效者，为血清。”祝认为，血清疗法的原理就是利用人体对外在环境会产生一种适应力，用少量的细菌去训练人体适应环境（细菌滋生）的能力，这是其长处。[4]不过，一般热病在潜伏期时，诊断不明确，血清在初期无法使用。中医的汤药治疗，既免去这种困难，疗效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祝的意思是，中医在治疗病人的热病初起时，无须针对细菌的种类加以分辨，“查知生理上固有之机能，为六淫中何邪所阻碍，乃以汤药祛除之，使天然之抵抗机能复而病愈，细菌又安得繁殖哉？”[5] 

不过，中医与西医碰撞后，传统也非一成不变。如第一章所言，在细菌学攻占整个医界的近代之初，中西医在病因上并未产生过大的观点冲突，而西医的热病论述也未如细菌学出现后所呈现之疾病分类那样详细，以至于中西医的热病论述有某些相通之处。在这段时期内，中医基于传统热病论述中“外感”与“气论”相结合，很轻易地吸收了西医的瘴气论。近代以来，西医化学卫生论中的“空气”、“养气”的概念影响了中医的气论。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中医乐于将之吸收来和古典的气论进行对话。例如黄竹斋1948年写成《伤寒杂病论会通》时，类似合信时代的理论，“空气”变化与人体肌表的关系，与古典医学身体内外“表里”的对照，仍深深地发挥影响力。[6]又举霍乱为例，民国“海内三张”之一的张国华（1864—1933），在《医学达变》中虽采西医病名，但并不重视细菌，而是讲到西医的“炭气”对人体的危害，并与传统中医的“秽气”相结合。这与西医完全以细菌决定该病症状与卫生事项的思维有很大的差距（见图9）[7]。西人以虎列拉之名称霍乱，“时疫害人之暴烈，莫若霍乱”，“大抵其剧发而暴烈者，不外寒热二疫”；对寒热二疫的描述，不外“由口鼻吸受炭气秽气，与身内养气合而化火，始气分而入血分，逆乱肠胃”。[8]将各种西方科学研究的“气”和中国医学的气论相结合，在民初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医学论述。

当养护法向卫生学转向的近代时刻，注重“空气”卫生的论述大量占据了中医既有的养生领域。清末民初外交家伍廷芳就说：人之生全靠空气，故所吸之气必须清洁。故所居之书房、卧室等，均要开窗通气。室内如果人多，空气必定污浊、清气变少，所以不宜久坐室内。[9]当然，也有养生家认为，虽然流行这种说法，即国人习惯晚上睡觉紧闭窗户，导致人们吸取浊气，故多罹患痨病；但睡觉时窗户打开，只会被寒气侵袭，更容易得痨病，因此不可迷惑于“空气”之说。[10]可见中西医一开始对于气的解释就有各方面的异同之处，值得玩味。还有其他的气，例如胡安邦在讨论与湿气有关的“湿温”时也说：“湿温多见于长夏者，以其空气中酸素少而淡气多也。淡气能蒸发各物以致霉腐，即所谓湿也。”“淡气亦称窒素，若将氧气除去，其纯粹之淡气，可以令人窒息。”[11]这两个气体的发现与研究在18世纪中期后开始兴盛，当时酸素是指“氧气”，至于窒素则指“氮（淡）气”。后者刚被发现时，即被称为“浊气”或“劣质空气”，和前面“炭气”（CO）一样，都不能维系生命，被视为对生命无益。[12]所以西医化学论述中的气论和中国医学气论的接榫，成了很有意思的知识融通。

图9 得了霍乱病的危险

当时有相当多有关气的卫生法，如“晨起须将窗户洞开，以出炭气而入养气”，强调了通风的问题。[13]近代如李鸿章呼吁居室要保持通风：“终日终夜紧闭卧室之窗门，凡灯火、衣服、便桶、便壶等发生之浊气，及人体放出臭气，皆郁积于房内。”“终日畏风，所呼吸者，惟屋内之浊空气，卧时又以被覆其首。”[14]可见近代“风”作为致病的因子已经渐渐转化，反而是屋内的浊气、湿秽气才是要面对的环境问题。陆晋笙更将中西医各种“气”进行对比：“彼（西医）所谓轻气、养气、淡气、炭气者，即古说之寒气、热气、湿气、秽气，不过异其名称耳。”[15]张国华则说，参照并思考各种外在环境与身体之“气”的交互关系，可以认识疫病，故谓：“发于夏秋间者，霍乱为多，夏秋为三气杂至之时，炭气喷薄，秽浊熏蒸，野马飞腾，以息相吹。……学者能将天气地气，岁气时气，体气病气，合而参之，则于时疫暴烈之霍乱，思过半矣。”这些论述大体反映了这类中医广义气论的化约解释方法。

其他谈及“传染”的知识，中医大多以古代“不正之杂气”与西医所论之物质腐败后产生之秽浊或臭毒做一结合，颇多吻合之处。不过，外部定义虽改变了，但回到身体观，中医的解释方式却又是古老的，如张国华说：“疫邪由口鼻吸入，不但多在膜原，甚者一身具能蔓延，故《难经》谓散在诸经，脉亦无定。盖口通咽喉，鼻通脑脊，喉即通于心肺五脏，咽即通于胃肠六腑。”[16]张仍是用清代以来的膜原说来解释致病之气在体内之流动道路，只是多了“鼻通脑脊”这个受西方医学影响的痕迹。

要如何理解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身体疾病与外在“气”的互动呢？不妨借五行、四季与日常生活中所对应、接触的气来加以观察。民初撰写《湿温大论》的胡安邦，引明代医家吴茭山的医案来说明医者对“暑气”的观察：

吴茭山治一妇，冬月患感病。……吴诊其脉，虚而无力，类乎伤暑。众不善之，究问其病因。妇曰：因天寒换着棉衣，取棉套一床盖之，须臾烦渴发热，呕吐，绵延至今耳。吴曰：诚哉，伤暑也。盖棉套酷暑烈日中晒之，夹热收入笥中，必有暑气，尚未开泄，今人体虚，得之易入，故病如暑。其妇曰：然。[17]  

这位妇人感染的“暑气”不是从季节而来，而是从人与日常生活物品接触而来；妇人肯定之回答，代表医者和病人有对暑气致病的共同话语。接着，胡进一步解释“冬月亦有伤暑也”，亦即冬天也会有夏季之病。反过来说，若是夏天“避暑于深堂大厦，好饮冰水瓜果，外感寒邪，内伤生冷，因暑无从而中，寒从人事自伤，故名暑月伤寒也”[18]。夏天也会得“伤寒”，此即用日常生活的观点来解读热病之发生，这套认知在民初仍被强调。或谓外界之热毒（气）伤人，提醒人避免接触：“伏热在身，烈日晒热之衣，及汗透之衣，皆不可便穿。”[19]则皆本同气（热气）相感而罹患疾病的思维，“气”会积存在日常物品上，导致人的疾病。此外，前面提到西医瘴气论，也影响了中医传统气论的内容。如曹炳章言：“时疫之邪，皆从湿土郁蒸而发，平时污秽之邪，随空气日光蒸腾，无异瘴雾之毒，人触之，皆从口鼻吸入。”[20]曹解释的“秋瘟”，虽然仍有不少季节、时气的论述，但是“随空气日光蒸腾，无异瘴雾之毒”，显然受了瘴气论的影响，而从“口鼻”而入，则吸收了西方传染病学的知识，且比较合于传统中医的瘟疫论述。

环境里的毒气导致疾病之观念，也常常在中医理论中出现。例如擅治温病的徐润之（1855—1919）在编辑《华佗疡科拾遗》时，说：“房屋园林久闭，其中毒气最盛，切莫急入。盖久闭宅舍，阴曀潮沴湿毒，闭结不散，甚或狐淫邪魅，借以潜踪，蛇虺恶兽，从而盘踞。”[21]又说：“中煤炭毒，土坑漏火气而臭秽者，人受熏蒸，不觉自毙……房中置水一盆，并使窗户有透气处，则煤炭虽臭，不能为害。”[22]故中医所论之毒，与外在环境或外在形质的因子其实有所关联；作为一种可感知的途径，毒气介于疾病和外界环境因子的逻辑理路是存在的。还有臭气和粪毒，也与环境有关，如下所言：

泽郡五属，山高土瘠，耕者积粪壅灌。高平生员祁轼家淘粪坑，连毙三命。高平褚令因《洗冤录》不载粪毒一条，疑案株连，竟以殴毙通报。嗣委凤台罗令检验三尸，并无伤痕，惟牙根骨青黑色，仵作佥供坑积冬粪，至春、夏、秋三季，毒气郁蒸，堕坑被触，最易毙命。盖粪水臭气极猛，入口即死，不在粪之深浅。凡中此毒者，牙根骨青黑色，上下唇吻发青，不比中他毒死也。闻诸土人解毒法，用柏香焚烧，并投柏木片入坑，可解臭气。[23]  

中医常称不好的气为毒气、秽气，不论是在内科或外科的领域中，“毒气”都是常见的病因。“夏日汗透衣，切不可于烈日中晒。若将干，忽暴雨将至，急为收纳，则烈日之毒即锢于内。如遇酷暑汗出时，偶一衣之，则暑以引暑，其毒立中。症候全类伤寒，若误作寒治，必致发狂谵语。”[24]“毒”有时指具有形质的物质，有时也泛指不好的气，是外感热病的重要病因。第四章谈到的“解毒”，大概也是这种广义代称在治疗学上的延伸解释。[25]由于中医“毒”文化牵涉广泛，此处仅略加介绍，以下再紧扣日常生活，看看民国时期的民众对热病的想法有何变化。

[16] 张国华：《医学达变》，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246—250页 。

[1] 何廉臣编著，王致谱等编辑：《增订通俗伤寒论》，第499页。

[2] 陈虬等编：《利济医集·瘟疫霍乱答问》，收入刘时觉主编：《温州文献丛书·温州近代医书集成》，第72页。

[3] 时逸人：《时氏内经学》，第30页。

[4] 王慎轩编：《中医新论汇编》，第七编治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5] 王慎轩编：《中医新论汇编》，第七编治疗，第4页。

[6] 黄竹斋：《伤寒杂病论会通》，西安：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1982年，第161页。

[7] 天津特别市卫生局编：《民国廿七年夏季天津特别市公署防疫报告》第18册，天津：天津特别市卫生局编，1939年，第124页。

[8] 张国华：《时疫霍乱》，《医学达变》，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249—250页。

[9] （清）曹庭栋等：《中国传统养生学二种·老老恒言》，第180页。

[10] 静观生：《参证〈曾文正公日记〉》，收入萧屏著，静观生编：《却病延年长生术·养生丛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11] 胡安邦：《湿温大论》，上海：中医指导社，1935年，第6—7页。

[12] 赵匡华编著：《化学通史》上册，新竹：凡异出版社，1998年，第135—139页。

[13] 绍兴医学会编：《未病之预防》，《湿温时疫治疗法》，收入李顺保主编：《温病学全书》下册，第2100页。

[14] 襟霞阁主编：《致四弟》，《李鸿章家书》，《清代名人家书》下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854页。

[15] 裘庆元主编：《慎重性命者鉴》，《医话集腋》，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356—357页。

[17] 胡安邦：《十六、湿温医案》，《湿温大论》，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第708页。

[18] 胡安邦：《湿温大论》，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第708、743页。

[19] 或谓：“去冬薰衣，烘炙御寒，积藏余热，至春而发泄，致体热头昏，咳嗽脘闷，四肢倦怠。” 可见气会积存在日常物品上，使人致病。出自何廉臣编著，王致谱等编辑：《增订通俗伤寒论》，第498—499页。

[20] 曹炳章：《第三章：秋瘟之病理》，《秋瘟证治要略》，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第752页。

[21] 徐润之编辑：《空屋邪气毒》，《华佗疡科拾遗》，收入刘时觉主编：《温州文献丛书·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下册，第995页。

[22] 徐润之编辑：《煤炭毒》，《华佗疡科拾遗》，收入刘时觉主编：《温州文献丛书·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下册，第996页。

[23] 又如：“高平魏庄，有豫民张敏等贩猪为业，因小猪误落粪坑，二客下坑捞救，接中粪毒殒命。验其牙根骨青黑色，上下唇吻发青。” 皆出自徐润之编辑：《粪毒》，《华佗疡科拾遗》，收入刘时觉主编：《温州文献丛书·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下册，第996页。

[24] 以上出自徐润之编辑：《华佗疡科拾遗》，收入刘时觉主编：《温州文献丛书·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下册，第995—996页。

[25] 另外，“毒”也许有宗教医疗的脉络，并牵涉到“虫”的问题。例如《外科正宗》即载：“凡遇天行疫症，延街及巷相传遍染者，用桃根汤磨浓搭入鼻孔，次服少许，任入病家再不传染。”桃木在古代即对邪物有克制的作用，参考李建民：《方术医学历史》（台北：南天书局，2000年），第3—24页。《外科正宗》言“太乙紫金丹”可以治疗瘟疫、瘴气等，并治“传尸劳瘵，诸药不能禁忌，一方士指家服此，每早磨服一锭，至三次后逐下恶物、尸虫、异形怪类，后得脱利，以此相传，活人不计其数。一女子久患劳瘵，为尸虫所噬，磨服一锭，片时吐下小虫十余条，后服苏合香丸，其病顿失，调理月余而愈。真济世卫生之宝药也”，则说明该药还可以治疗虫和“异形怪类”，可见毒、疫、虫在同一药物中都可以找到高度相关的脉络。出自（明）陈实功：《疔疮论第十七》，《外科正宗》，第90、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