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医的脉络来看，气的解释占据了当时中医热病学的病因论述。为何强调“气”在近代医疗史的位置呢？除了它背后所指陈的丰富文化与身体意涵外，气也与近代一种“个人”式的卫生高度相关。正因为它不需要精密的科学仪器和国家机构来加以观察或定义，其在生活中作为一种身体感知，是非常容易融入日常语言的。[1]不论伤寒派还是温病派，大致皆以当时发生流行病的季节和时气的对应关系来定病名。有时医家判断的标准，不一定能达成临床上的共识，毕竟每年的气候不可能一成不变，用季节或时气来定名，当然无法精确。所谓同一门派的医者，对气的解读及其导致疾病的机转，解释上也常出现歧异。但中国医者大致认为，一个人罹患热病的种类，可以据其所中之气的特质来定其严重性。一般依季节之气而罹患的“时病”，是最轻微的；任何无法预测的杂气、剧烈之寒气和非时之气（即不依季节规律、不该出现的气），感染后都比较严重。

民国中医学对时气的理解，在实际疫情爆发时，如何发挥解释疾病与治疗、预防、调养的实际作用？史学界对1910年和1917年的鼠疫已经有不少的研究[2]，但对举世注目的1918年的那场世界大流感疫情在中国的情况，却关注甚少。不妨一探究竟，看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3]

余云岫曾回忆这场大流感，说道：“流行性感冒即民国七、八年最流行之恶伤风也。其原因亦为一种细菌，乃普淮斐（Pfeiffer）氏所发见者，名之曰流行性感冒菌。本菌为短小之杆菌，乃细菌中之最小者，抵抗力亦甚弱，使之干燥，容易死灭，56度之热亦能杀之。本菌多存在于呼吸器之黏膜及分泌液中，繁殖于鼻腔气管等处，侵入肺脏，遂生脓样之痰。”[4]显而易见，导致流感的原因是“普淮斐氏菌”，但该菌在电子显微镜发明后，才被证实根本不是导致流感的主要原因；但在当时，竟被认为是导致流感的唯一原因。这可能和细菌论述在当时非常流行，而观察仪器又不及后来之进步有关。由于此病广泛流行于中国各个区域，引起中医重视，中医曹炳章甚至著成《秋瘟证治要略》畅言此病。

曹氏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家乡绍兴，他自言通过当时上海、绍兴发行的报纸了解到中国的疫情：“据中西医佥称是疫曰秋瘟。谓由美国传染到此，流行既广，死亡亦多。”当时的中、西医生为什么将流行性感冒定名为“秋瘟”？就是因为它与季节和气候有密切的关系，而非着重细菌的视角。曹炳章说：“初秋，亢旱酷暑，热伏于内；深秋，暴凉骤感，燥伤本脏。盖燥病起于秋分以后，小雪以前。”[5]很明显，流感是秋天发生的瘟疫，根据季节的特性而定为“秋瘟”，而其气之特色为“燥”气。曹认为要正确治疗某种瘟疫，就要依据季节之气的特性，来选择研读的书籍[6]；甚至在治疗上也必须依季节之特性来选定适合的药物，因为中药的治疗效果取决于它的气与性味，而非化学成分，这都证明气的属性知识仍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类似的例子其实在热病学的著作中并不鲜见。经何廉臣重订的《感症宝筏》就指出：“疫疠当分天时寒暄燥湿。”“如久旱天时多燥，热疫流行，宜清火解毒，忌用燥剂。”反之，“天久淫雨，湿令大行，脾土受伤，民多寒疫。”[7]气候变化能影响瘟疫的种类，故在治疗上必须参酌天时之变化。曹氏还说：“凡诸邪伤人，风为领袖，能随气变化，如天令寒冷，风从寒化，而成伤寒；温暖则风从热化；凉燥则风从燥化。”[8]故“外感”之气会影响身体罹病的症状，具有临床上的意义。感受、顺应四季之气的变化，本即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内涵，在近代也不断在热病之病后调养中出现。[9]

“气”可导致疾病的论述，不是一种虚无、无法推测与观察的事实。因为外在的气只有和病人（得病前）的行为产生因果对应的联系，疫病才会发生。清代曹庭栋就曾说：“然身之受风，受寒、暑，未有不自知。病虽未现，即衣暖饮热，令有微汗，邪亦可从汗解。”[10]一个病人感受到外在气的侵袭而生病，自己是知道的，病人的陈述有时还会成为医者诊断上的依据。[11]甚至医者还能根据当时之气候，推测疫病发生之状况，如曹炳章言：“此次秋瘟之发生，大半为夏秋时天气不正，久旱不雨之故。如近日立冬虽过，天令暴寒淫雨，若素常内蕴伏热之人，经过凉燥，再受暴冷，郁至深冬，喉痧、冬温在所难免。”[12]这说明许多情况下天时、气候与温度对人体之影响，比微生物更显著。[13]  

陈果夫讲述一则故事时指出：“（民国）二十六年，导淮入海工程处总工程师戈涵楼先生在扬州患斑疹伤寒，起病时天气甚冷，后来一天天热起来，到第三个星期，伤寒热度最高的时候，亦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所以医生开方，个个不灵，而没有注意到他的生活。有一天早晨，我感觉到了，对井塘兄说：‘今天天气很热，涵楼如果仍盖棉被，穿卫生衣，恐怕很危险！’话虽是这样说，却没有请他关照戈君家属。即使关照，恐亦迟了一步，因为当天下午，就闻戈君之死耗了。他的身体原来很好，从来没有生病的经验，当然抵抗不住；加上调养不得法，医生没有顾到天时，没有人提醒一下；我虽然感觉到了，又是太迟了一点，同时自信力亦弱，终于救不了这样一个有用的人才，成为遗憾。”[14]说明病人必须配合外界寒暑、温度，以求得适宜的调养方式，这和细菌致病说有所差异。

中医大概皆以“气”为一种“触动”疾病发生的媒介，如吴有性说：“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单衣风露，或强力入水，或临风脱衣，或当檐出浴，常觉肌肉栗起，既而四肢拘急，恶风恶寒，然后头疼身痛，发热恶寒，脉浮而数，脉紧无汗为伤寒，脉缓有汗为伤风。”[15]这种“触动”气而导致疾病的理论，有时是日常生活最普通、最常见的用语和身体感受。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他们（人力车夫）连孩子带大人都一天到晚在街上找生意，而夏天的暴雨随时能浇在他们的头上。他们都是卖力气挣钱，老是一身热汗，而北方的暴雨是那么急、那么凉，有时夹着核桃大的冰雹；冰凉的雨点，打在那开张着的汗毛眼上，至少教他们躺在炕上，发一两天烧。孩子病了，没钱买药；一场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与高粱，可是也能浇死不少城里的贫苦儿女。”[16]一般下层社会民众罹患这些民国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热病，并不会去思考细菌学，实验室分析，科学用药，等等。对他们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身体受到外在因素的侵袭，包括民国中医所谈的引起外感热病之“六气”，甚至各种不好的杂气、秽气、疫气，等等。

西医也重视每个病人所呈现的个体症状，就像余云岫解释流感那样，也分黏膜炎性、肠胃炎性及神经性三种[17]，但无论症状怎么改变，病名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导致疾病的“病原”非常清楚，是特定的“细菌”与其侵犯之肉眼可以实见的“脏器”。这些分类与定义不能仅根据医者主观感受之气，来加以定义。而每一种预防疾病之举措，也都是在阻止“病原”——特定菌毒的生长与传播，这种逻辑构成整个西方医学在预防和治疗上的主体思考。所以就余云岫所学习的西医知识而言，流感与秋天之气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既患本症者，宜速隔离，所咳出之痰，加以消毒。”“本病流行之际，切勿相近，各自注意，是为大要。又，学校内如有本病流行，宜速休学，以免传染。”[18]这完全是基于防堵细菌传染，试图规范人与人之间在患病时的接触禁忌与隔离之法；从预防疾病或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病人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个体，其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比起中医所论的“气”，或某些气候导致疾病的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1] 栗山茂久著，陈信宏译：《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台北：究竟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 研究中国鼠疫史的经典专著是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较早的是Carl F．Nathan，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 1931．（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日文专著较具代表性的有饭岛涉：《ぺ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变容》，东京：研文出版社，2000年。另外比较著名的，有开创新视角的，例如胡成善于用经济和交通的发展问题来观察瘟疫的历史影响，参考氏著：《现代性经济扩张与烈性传染病的跨区域流行——上海、东北爆发的鼠疫、霍乱为中心的观察（1902—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2006．3），第91—129页。以及《中日对抗与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近代史研究》第1期（2011），第31—46页。另一派笔者称之为环境疾病史派，以曹树基为核心，研究成果例如：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2006），第178—190页。

[3] 本书仅论述一些当时中西医的防治法与病理解释。大流感疫情的爆发情况，可参考皮国立：《民国疫病与社会应对——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与沪、绍之区域对比研究》，《新史学》27．4（2016），第57—107页。以及皮国立：《近代中国的大流感：1919—1920年疫情之研究》，收入刘士永主编：《卫生史新视野：华人社会的身体、疾病与历史论述》，台北：华艺学术出版社，2016年，第117—142页。

[4] 余云岫：《传染病》，第35页。

[5] 曹炳章：《第一章：秋瘟之定名》，《秋瘟证治要略》，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第749—750页。

[6] 曹炳章：《绪言》，《秋瘟证治要略》，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第749—750页。

[7] （清）吴贞原著，何廉臣重订：《感症宝筏》，第315页。

[8] 曹炳章：《第五章：秋瘟之证治》，《秋瘟证治要略》，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第755页。

[9] 何廉臣编著，王致谱等编辑：《增订通俗伤寒论》，第498—500页。

[10] （清）曹庭栋等：《中国传统养生学二种·老老恒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11] 如清末医者王燕昌，其祖先七代为医，自己写过很多医书一，但都因兵火而付之炬。他曾于两广地区担任地方官的幕僚，故得到支持，将他过去得先人所授，以及自己撰写过的医书，就记忆所及，编成《王氏医存》（1871）一书。他在书中即曾指出“气”与日常物质性的可能归类：“四时中冷气、凉夜、冷室、冷衣、冷食之类，皆寒也；林风、山风、巷风、帘风、门风、隙风、扇风之类，皆风也；泥屋、潮地、粉墻、水院、汗衣、漆兀、汗被、阴雨之类，皆湿也；不雨、缺水，吸洋烟、烟草，伤酒，或暖衣生热，焦咸作渴，津液不足以上润口、下润肠之类，皆燥也；日晒、炉烤、火锅、煎炒，铜、铁、锡、银之炉，油、汤、菜、饭之灶等类，皆火也；盛夏无风，或风日下行立而顿入凉室，或被新晒之衣，或饮晒热之水等类，皆暑也。又夏晒之衣，秋冬开箱，若虚人闻其气，定生暑病；若未当风吹尽温气，而被服之，亦生暑病。”大概囊括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质和气之属性及关系。引自（清）王燕昌：《六淫类略》，《王氏医存》，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68页。

[12] 曹炳章：《第七章：秋瘟之预防》，《秋瘟证治要略》，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第771页。

[13] 张文康主编：《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余无言》，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年，第10—11页。

[14] 陈果夫：《生病、请医生与疗养体验之研究文摘》，收入陈果夫先生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编：《陈果夫先生医药卫生思想遗著选辑》，第234页。

[15] （明）吴有性原著，（清）郑重光补注：《辨明伤寒时疫》，《瘟疫论补注》上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第10—11页。

[16] 老舍：《骆驼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

[17] 余云岫：《传染病》，第36页。

[18] 余云岫：《传染病》，第3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