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年11月第31卷第11期

“肾的研究”这一课题（包括肾虚、肾阳虚、肾阴虚等），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该课题首先从肾阳虚入手，提出中医的肾阳虚患者在西医临床上有“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现象”。以后，该课题还围绕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甲状腺，性腺三轴内分泌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在此以后的数十年里，它作为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医的思路与方法的样板，至今仍然主导着中医科学研究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医界开始有人对“肾的研究”所代表的科研思路及方法提出了质疑。陆广莘教授曾经说过：要中医研究，不要研究中医。他的意思是，从中医自身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丰富和完善中医的科学研究，叫中医研究。而研究中医则是无视中医既有的理论和实践，把中医学术体系作为被研究的对象，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加以扭曲的做法。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杨维益教授针对“肾的研究”先声夺人地指出：“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当要重新考虑”，“几十年的光阴，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钱……如果仍旧坚持既往的做法，不断向无底洞交学费，中医科研还会有光明的未来吗”。

从读杨教授新作那一天起，就深刻地感觉到对中医科研进行反思、走出误区，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本文依据1981年1月出版的《肾的研究》和1990年5月出版的《肾的研究（续集）》，从自设跳板、阉割在先、弃中就西、欲西非西、实验不实、假设更假、殃及池鱼、大道不孤8个方面，对“肾的研究”进行剖析。文中的剖析在当代中医科研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稿后亦未在内地发表，今刊于此，以求正学术界同仁。

一、自设跳板

《肾的研究》一书是围绕该课题的文献汇编，该书一开头便收录了他们自己所写的“祖国医学有关‘肾’的历代文献综述”（以下简称“综述”）一文。这是一篇曲解“肾”藏象含义的综述，是为自己预定的实验研究自设的一块跳板。

综述在其引言中说，“在藏象学说心、肝、脾、肺、肾五脏中，尤以肾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称为‘先天之本’。由于肾的作用特殊，通过临床实践，‘肾’与‘命门’的理论逐渐发展，至‘肾’的地位远远超出其它藏府（附注，中医文献中之藏府，不应写为脏腑，下同），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似乎在“远远超出其它藏府，而有主宰生命”意义的这一个“肾”上，只要“研究”出“结果”来，甚至就可以“主宰”中医的一切了。

1. “肾”藏象含义的曲解

为了表明该研究的继承性，综述对秦汉时代、隋唐时代、北宋时代、金元时代、明代关于肾的论述做了阐述。

毋庸讳言，春秋至秦汉时代是中医理论的奠基和成熟时代。《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难经》等经典医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理论架构，至今仍然是中医理论最基本的内容。从藏象的角度，综述根据《黄帝内经》的论述，把肾的作用概括为9个方面：出伎巧，藏精，藏志，主生长发育及衰老过程，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主耳，开窍于二阴，合于三焦和膀胱。综述对肾的疾病，概括为11个方面：为恐，劳力、入房伤肾，盛怒伤志、恐惧伤精，聚水为病，为欠、为嚏，腰脊病，腹大、腹胀，色黑齿槁，厥冷，发无泽，经脉之证。应当说，这些概括与《黄帝内经》的精神大体相近，与当代通用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第一版至第五版的《内经讲义》《中医学基础》《中医基础理论》关于肾的表述也基本相同。

然而对于“肾的研究”的研究者来说，综述的真正目的并不在这里。研究者为了说明历代“对‘肾’的认识看法不一，直至明代才基本达到统一”这样一种观点，在“金元时代”和“明代”的两节中，断章取义地把当时一部分学者对于“肾”与“命门”的争论，歪曲为“肾”理论“直至明代才基本达到统一”。这个说法当然不对了。

第一，金元时代到明代，注释《黄帝内经》的专著近70种，对“肾”的阐释没有异议，应当视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第二，清代注释《黄帝内经》的专著170余种，对肾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并不是“直到明代才基本达到统一”之说。

第三，明代关于“肾”与“命门”之争，主要是对藏象的“有形”还是“无形”方面的争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是人们在粗浅的解剖观察影响下，对藏象概念的一种困惑，或者是走出困惑的一段插曲。澄清“肾主真阴”“命门主真阳”的实质之后，这段插曲也就终结了。还是《黄帝内经》原来的肾主真（元）阴、真（元）阳的“肾”。明代之前不存在看法不一的问题，明代的争论也没有达到研究者所说的“统一”。

第四，从明代到1956年以后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各版教材中关于肾的表述，也可以说明综述关于“肾的认识……直至明代才基本达到统一”说法，并没有改变中医在“肾”的认识上始终如一这一历史事实。

第五，研究者所推崇的肾主“真阴真阳”之说，在《黄帝内经》关于“肾”的藏象功能所主里早有明示。肾主藏精、主水、生髓主脑，即所谓真阴；肾出伎巧、藏志、主生殖发育、司二便，即所谓真阳。这原本是以肾的藏象含义为基础，对自身的功能所主在属性意义上的划分。况且，中医所讲的五藏，每一藏的功能所主皆有阴阳之分，不只是肾才如此。在中医藏象学说中，每一藏的功能所主和所主功能的阴阳属性，是藏象内容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古今无别，各藏皆然。而且，阴阳之说，无处不在。诸如人身之阴阳、各藏之阴阳、藏府之阴阳、气血之阴阳，其含义各不相同。必须在功能所主的前提下讲阴阳，阴阳才有其特定的含义。

第六，离开了肾的9个方面具体的功能所主来讲阴阳，那就将肾本来丰富、具体的含义简单化、抽象化了。抽象化的肾阴、肾阳，作为肾的功能所主的具体含义被冲淡了；冲淡了功能所主以后再谈肾阴、肾阳，也就将肾的本来含义简单化了。所以，综述中“肾的地位远远超出其它脏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正是把肾的含义简单化、抽象化以后，研究者自己产生的一种错觉。试想，心为全身的“君主之官”，脾为人身“后天之本”，肺为“相傅之官”“气之本”“主一身之治节”，肝为“将军之官”主全身气血之通调。如果拘泥于字面上看，五脏中的每一藏似乎都是“主宰生命的概念”。因此按照研究者的逻辑，人身岂不变成五个生命的主宰了吗？这当然也不是中医藏象学说的原意。

2. 关于肾的“病证”

研究者为了给以后的“症候群诊断模式”找到跳板，在综述中特意列入了“历代肾的病证”一项。稍一留意，便可以看出其中矛盾重重。

第一，中医病名确定的原则与西医不同。总括起来，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以综合性的病机命名，二是以典型的临床表现命名。这里的“病证”二字，分不清是病机的含义，还是临床表现的含义。

第二，中医的临床诊断是对疾病在各个阶段上具体病机的判断。在中医诊断的全过程里，病名只是医者对疾病做病机诊断之初，所提示的一个题目而已。因为证候是疾病的临床表现，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据或本质，故病机判断才是中医临床诊断的核心与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证候是疾病的表象，不是疾病的本质；尽管表象反映着本质，但表象绝不等于本质；只有通过对表象取精去粗、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当认识到病机之后才算抓住了疾病的本质。张仲景在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有各节的篇名都采用的是“辨××病脉证并治”这一种形式，其用意就是要突出“辨证求机”里这一个“辨”字。以示人通过辨的求索，认识病机，抓住本质。所以，肾病的病机也有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之异。这是对肾病进行临床诊断时的关键。而综述淡化了关于肾的病机诊断意义，突出了临床表现的诊断地位，这无疑是对中医临床上辨证求机、由证到机过程的本末颠倒。

第三，研究者在其后的诊断里，把肾病分为肾虚、肾阳虚、肾阴虚3种。但是综述在“历代肾的病证”表格中，却不以上述3项病机为纲来分类，而是不加分辨地将所有“病证”混在一起。这里除了表明研究者“重证轻机”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基于上述，这一“综述”存在着3个问题。其一，它离开了《黄帝内经》以来中医关于肾的一贯论述，丢掉了中医理论中肾的全面性、真实性。其二，综述结尾部分的“历代肾的病证”表，充分证明了作者以含混的“病证”形式来代替肾的藏象、病机的主观倾向性。这一点，研究者在其后已有证明。其三，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是，综述者必须忠实于既定时间跨度之内的全部文献。但是，综述带着有色眼镜或个人的既定想法，假文献综述之名而达到说明自己既定想法之实。这就背离了文献综述的科学使命了。

按照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该综述确实不能称之为文献综述。这一点，研究者自己肯定更明白。因此不难看出，研究者是要借着这一篇综述，对文献进行拟意中的剪裁、曲解，以便把自己的既定的想法，提升为科学模样的预设。如此以来才可能借着这种预设，冠冕堂皇地把中医的病机诊断，扭曲为“症候群诊断模式”。上述的种种曲解，是有目的的铺垫，是为下一步对中医病机诊断的阉割或者偷梁换柱而自设的一块跳板。

二、阉割在先

迈过了自设的跳板，“肾的研究”就开始对中医肾病的诊断，大肆阉割或者偷梁换柱。

继综述之后，研究者通过该书中的“异病同治的物质基础——肾虚”一文，推出了一个“症候群诊断模式”为基础的“肾虚诊断标准”。这里症候的“症”，相当于西医学里所至的症状，与中医的证候并不相同。尽管这个标准在其后“肾阴肾阳中西医结合辨证论治原则的初步探讨”和“祖国医学肾的研究总结”两篇专论中有所修改，但是“症候群诊断模式”这一基础，并没有改变。

所谓“症候群诊断模式”，就是以一组临床表现为指标，当见到相应的那些临床表现时，便可以对疾病做出诊断的那么一种形式。

经过几次修订的“1978新试行肾虚辨证标准”中，首先这样规定：只要具备腰脊酸痛，胫酸、膝软、跟痛，耳鸣耳聋，发脱枯悴，齿摇稀疏，溺有余沥或失禁，性机能失常（梦遗、阳痿、滑精）这七项中的三项，就可以将其诊断为肾虚。然后，再见到主要标准中畏寒肢冷，面目虚浮，舌淡胖嫩、苔润三项中的二项，和次要标准中夜尿频多，便溏溺清，脉微弱迟三项中的一项，就可以进一步将其诊断为肾阳虚。这个标准貌似简单明了，实则是对中医疾病诊断过程的肆意阉割。

1. 阉割了中医的病因病机学说

如前所述，中医的辨证是针对疾病过程中表现的证候，依据病因病机的理论，通过综合性辨析，以认识疾病病机的思维过程。所以说中医基础理论中的病因病机理论，是中医临床辨证的根本依据。照研究者的诊断模式，见到几项主要临床表现和几个次要临床表现所组成的“症候群”，便可以给这一“症候群”直接贴上具有中医病机含意的肾虚标签。这就意味着中医的辨证以求机，从此就被改变为“见症知机”了。由“辨”到“见”，表面上仅一字之差，但是它不仅违背了“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基本哲学原则，更重要的是把中医的病因病机学说从临床诊断中彻底阉割了。

就是说，见到一组“症候群”，便可以对疾病做出诊断，那么辨证以求机就是多余的了。由此，辨证所依据的病因病机理论也同样是多余的了。可见由“辨”到“见”这一字之变，便轻而易举地使中医学的发展史倒退了两千五百多年，一步退回到《黄帝内经》之前对证治疗的时代。这样以来，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原则和以其为指导的中医临床思维统统被阉割，只剩下盯着一组“症候群”的所谓诊断了。

2. 阉割了中医的藏象经络学说

病机学说是以藏象学说为基础的。病机学说被阉割以后，五藏六府，精、气、神，十四经、十五络，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的一系列学说，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中医学理论，是对人的生命过程和防病治病的规律性的总结。这些规律性的总结，更是临床诊断治疗的根本依据。像“症候群诊断模式”那样，如果看见一组“症候群”就可以对复杂的疾病做出最终诊断，临床看病不就是香港赛马会的中“六合彩”——手持着彩票，眼望着屏幕，对上了六个数字，就去拿奖券一样简单了吗？如此一来，岂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对号入座地当中医大夫了吗？汗牛充栋的中医典籍，读书万卷的中医学家，还有什么用处呢？作为中医生理学的藏象和作为中医病理学的病机被阉割之后，中医也就寿终正寝了。

另外，联系到综述一文关于“肾的地位远远超出其它脏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的说法，肾主宰生命，则同样主宰五藏六府；肾有真阴、真阳，则肾阴、肾阳也是人的生命主宰。如此，整个中医的全部理论，就剩下了一个肾，一个肾阴肾阳。当研究者的这个大目标实现的时候，也就是全部的中医理论只剩下一个肾的时候。那时候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学说统统变为多余、化为乌有。中医学岂不彻底退回到太初的混沌之中去了吗？“辨证理为本，论治法为先”，历经数千年实践检验的中医基础理论阉割掉了，那还会有中医学吗？

3. 阉割了证候的完整性和非特异性

第一，关于证候的完整性、真实性问题。证候来自于四诊，也需要中医基础理论启示下的理性再现。临床中要想把握完整真实的证候，必须从以下6个方面着眼：

其一，因为证候与人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生活习性以及土地方宜、四时气候、社会环境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不可忽视同一病机在不同人、不同情况下的证候差异性。

其二，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所以，不要忽视证候在理论中完整再现的问题。换言之，当临床中对一个疾病的病机作出初步判断时，基于这一初步病机，还可以新发现许多一开始被忽视或与初步病机不相当的临床证候。而这些新的证候认识更有助于把病机诊断推向极致。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丢掉之后，临床所见的证候将不会完整、不会真实。

其三，证候的真实体现，有时也存在于医者“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直觉顿悟之中。这一点很难在“症候群诊断模式”显示出来，而望诊和切诊中却常常如此。

其四，中医临床中“异证同机”“同证异机”的情况十分普遍。故证候的真实性，常常体现在辨证论治的理性思维中。

其五，证候的真假问题。比如，临床中“内真寒外假热、内真热外假寒”，“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等情况亦不少见。只有通晓中医基础理论，特别是病因病机学说，才可以能动地分辨该证候的真假及其临床意义。

其六，证候在疾病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透过病程而查知证候演变中的相互因果联系和异时连续关系，是证候的动态特性辨识时不容忽视的又一关键。

以上六个方面，在“症候群诊断模式”中，是无法规范到“诊断标准”之中的。质言之，完整、真实的中医临床证候，在“症候群诊断模式”的标准中，被肢解、被阉割了。

第二，证候的非特异性问题。

中医临床上的证候，对于病机来说，都是非特异的。这一点，在西医的症状与病理诊断之间也是这样。就是说，同一个证候往往会出现在不同的病机之中，不同的证候也常常出现在同一类病机之中。前文所讲的同证异机、异证同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把非特异性的证候视为特异性的指标，并以其为制订诊断标准的依据，这就明显违背了证候的本质特性。这不仅在中医的理论与临床中行不通，而且西医的《症状鉴别诊断学》也不会认同的。怎么能将这种脱离中西医理论的诊断标准，作为中医科研成果加以肯定呢。

比如：诊断肾虚的7项标准中的腰背酸痛、胫酸跟痛，常见于风寒湿痹、饮邪内盛、风寒感冒、脾虚湿困、正气不足、劳倦太过等；耳鸣、耳聋，多见于肝火偏旺、阴虚火旺、痰湿阻滞等，肾阴虚时多见而肾阳虚时不常有；发脱枯悴，多见于血虚以及大病之后的气血两伤之人，而肾虚之人并不典型；齿摇稀疏，多由于胃火、风火、阴虚血热等，作为肾虚标准也不典型，至于平日保护失当或老年之人则另当别论；性机能失常，有因于肝、因于湿等情况，并非皆属于肾虚；尺脉弱，多出现在下焦有关诸病，或寒、湿、痰、饮、瘀等多种邪气所致之病。如果按照研究者的标准和规定，将7项中的腰背酸痛、胫软跟痛、脉沉弱这三项同时告诉你，你能断定此人必属肾虚，而不属于脾虚湿困、寒湿凝滞、风邪郁表、邪盛正虚、饮邪泛滥等病吗？

再如：诊断肾阳虚的主要标准（三项）和次要标准（三项），也是脾、肺不足，气虚，寒湿为病时的常见证候，并非肾虚所独有。

由此可见，由“症候群诊断模式”的编排而形成的中医辨证标准，同时阉割和篡改了中医临床证候的非特异性。

上述剖析和论证已经说明，在研究者的实验研究还没有动手之前，中医的理论核心便在几个回合的文字游戏之中，被抽去了灵魂，抛在了一边。

其实，研究者一开始的观点就是这样。《肾的研究》一书所载的“异病同治的物质基础——肾虚”一文，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说，他们在研究中医的时候，不是“局限于从某一个病上找寻和探讨治疗的法则和机制”，而是“用现代科学方法从许多疾病中找寻共同规律”。这就是说，研究者的头脑里并不认同中医既有的共同规律，所以才在自己认同的西医规律中为中医寻找出路。然而中医与西医的规律本不相通，于是就对中医既有的规律（理论）大加阉割。这难道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科研思路和方法吗？

然而，研究者把中医的核心理论阉割之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通行无阻了。不过研究者没有想到，当中医的核心理论阉割后，研究者接下来的实验研究，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被研究者阉割了的那个肾，也已经失去了中医的理论意义了，再去研究中医的肾，岂不是自我浪费？其实这时候，摆在研究者面前更大的自嘲式的难题是，中医的肾被阉割之后，研究者所声称的中西医结合的根基，也就完全垮掉了。这些问题，研究者当初不应该想不到吧。

三、弃中就西

当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证候特性和辨证论治被阉割、被篡改之后，接下来进行的，只能是用西医的方法，把这一项所谓的“研究”加以包装，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非中非西的怪物。

1. 关于“证候群诊断模式”

这里引用梁茂新教授关于肾研究的总结，“肾本质的研究（包结肾虚证、肾阳虚证、肾阴虚证）始于50年代末。从肾阳虚证本质入手，首先发现肾阳虚证患者24h尿17-羟皮质类固醇（17-OHCS）降低，提示肾阳虚证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经过6个阶段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下丘脑-垂体-甲状腺，下丘脑-垂体-性腺三轴内分泌系统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研究，先后涉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多个系统，支气管哮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神经衰弱、红斑狼疮、妊娠毒血症、功能性子宫出血、溃疡病、结肠炎、风湿病等多种疾病。采用了尿24h17OHCS、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2日静脉滴注试验、ACTH测值、SU-4885试验、血11-羟皮质醇（11-OHCS）昼夜节律试验、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总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兴奋试验、睾丸酮、雌二醇、促黄体激素与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交叉反应以及促黄体生成素释放素兴奋试验等多种试验方法和指标，并对具体证通过补肾药治疗进行佐证。还进行了相应的动物实验研究”。

研究者如此这般的研究，当然是想给“症候群诊断模式”下的肾阳虚，找到西医病理意义上的“金指标”。所以上述研究，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西医病理诊断的观念、内容和方法。其实研究者应该知道，这里所进行的，正是用自己设计的实验研究，来彻底废掉自己在前边设定的“症候群诊断模式”。

第一，当肾阳虚的西医病理“金指标”真的找到之后，“症候群”就像症状在西医诊断中的意义一样，只能成为西医临床诊断的入门线索或向导而已。到了这一步，研究者作为诊断标准的一组“症候群”，还有什么规范、标准的价值呢？

第二，肾阳虚的西医病理“金指标”找到之后，肾阳虚三个字则完全蜕变为失去中医本来含义的，从属于西医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异名词。这时候，你可以对中医说，肾阳虚的现代化客观指标是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而面对西医，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就是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既没有对西医减少什么，也没有对西医增加或结合进来什么。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弃中而无益于西的自我表白。

第三，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在这些“金指标”面前，研究者的肾阳虚和为肾阳虚设定的“症候群诊断模式”就变得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中医的理论，甚至包括当作标签使用肾阳虚、肾阴虚等名词术语，也统统荡然无存了。

2. 关于药性归属

研究者认为，“补肾是作用在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上”的；“补肾药能保护肾上腺免受抑制”；“补肾药通过肾上腺（或肾上腺以上的系统）发挥其考地松样作用”；“补肾药又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根据这些结论，中医的补肾药，可以视为通过肾上腺发挥其考地松样作用的药物，或者其本身就是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的西药。那么，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功效等理论，在这里也就完全化为乌有了。

2. 诊断指标弃中就西

《肾的研究》一书几处提到，“哮喘患者不论有无肾虚症状，都至少有潜在的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的情况，都适合于补肾”；只要在“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的情况中，虽然肾阳虚症状并不显著，也可以采用温补肾阳而显著提高疗效”。这就更露骨地说明，只要从西医诊断上证明有“潜在的”或者明确的西医病理上的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不论有无中医肾阳虚的病机，不论有无中医肾阳虚的证候，都可以按照西医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的指标，放心采用补肾助阳药。显而易见，“肾的研究”到这一步，研究者在综述里苦心定下来的肾阳虚“症候群诊断模式”及其标准，也真正、完全变成了标签，或者过河之后再由自己亲手拆掉的一道破桥。

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这种自设跳板又自废跳板，自己搭桥再亲手拆桥，阉割中医后再自我舍弃的研究，已经向人们做了再清楚不过的自我证明——原来研究者苦心求索的，就是要“弃中就西”。

四、欲西非西

作为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如果最终走向弃中就西，就应当对西医发展有所益处。但是现在看来，“肾的研究”可谓两边不靠。在理论上弃中之后，研究所认识的药，至今40年过去却没有为西药所认同。

1. 补肾药与西药不同轨的问题

研究者认为“补肾药又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那么，研究者还应当从以下的任何一方做进一步研究。第一，把补肾药进一步提纯为药物化学意义上的西药，并以西医的药物化学为标准，说明补肾中药之提取物与肾上腺皮质激素相同，或者进一步比较其优劣。第二，以中医中药的理论为标准，说明肾上腺皮质激素与补肾中药的相同或者优劣。

从中药西药化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必须在药物化学的框架内，揭示出补肾药的化学成分、化学结构以及药效学原理，才可以与肾上腺皮质激素在“同轨”的前提下，进行比较和评价。但是，由于研究者没有接着进行中医补肾药与西药同轨的研究，因此这项研究并没有达到“欲西”的目标，等于半途而终。

2. 逻辑和临床验证的问题

如果“补肾药又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那么作为可以站得住的假设，它至少应与中西医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在西医临床中，对于急性细菌性、病毒性感染引起的高热不退，西医常常同时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或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以达到控制感染和发热症状的效果。这些急性感染性发热症状，在中医临床看来多属于正盛邪实的实证、热证。而面对实证、热证，中医不会用附子、肉桂、巴戟天、鹿茸、仙灵脾之类的温阳补肾中药。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补肾药又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用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必然会“表现为相火过旺”“阳盛耗阴”等，那么在中医临床中的实证、热证，或者在西医急性感染性高烧不退时，便不应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或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反之，则说明中医临床中的实证、热证，患者肯定不是肾阳虚，但同样也会出现“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低下”。这便无可掩盖地曝露出“肾的研究”一个重大的不能自圆其说的缺陷。

研究者作为肾虚佐证观察的无排卵性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妊娠中毒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红斑性狼疮、神经衰弱等疾病，在使用补肾药的同时，是否有设一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对照组，以证明激素也有相似效果呢？

西医在肾病综合征中，当出现有中医认为的浊湿阻滞、痰壅血瘀时，也常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那么回过头来，让中医对浊湿阻滞、痰壅血瘀证也使用补肾助阳中药，这在中医上能讲通吗？与此类似的一连串的病、证、药、效关系，“肾的研究”都应没有相关的对照研究，并做出令人信服的佐证来。

可见，关于“补肾药又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的说法，中医中药不能认同，西医西药也不能认同。而且，它与从中药材中提取有效化学成分的其它西药，如青蒿素、麻黄素、联苯双脂、黄连素等相比，其中的差距还很大。如果说“肾的研究”对西医发展有所益处，看来也是一句遥远的空话。

五、实验不实

实验不实，即实验研究做假的问题。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1. 前提不实

“肾的研究”与其它学科的基础研究有两个根本性的不同。它是以西医的实验研究方法，把中医的肾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研究中医”的课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研究”，即以中医自有的哲学方法、系统方法来研究中医自身的学术问题。它在开始做实验研究之前，先对中医的肾连续进行了自设跳板、阉割在先两次虚假的假设，此时所研究的肾，已非中医肾的原貌。因此前提不实这一点，是实验不实的最主要的问题。

这里再讨论实验不实，有两点还需要说明。这类的实验，是还原性方法为前提的实验，而不是哲学方法、系统方法为基础的实验。中医属于系统性科学，它所选择的是系统性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实验。用还原性方法研究系统性科学的问题，这在人类科学史上还不曾有过先例。该实验的目的很明确，即要以近代实证科学的还原性方法、标准来说明中医的肾、肾虚及其治疗，与西医有关生理、病理、药效之间的同一性。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各不相同的两个学科之间，提出这种研究的本身，就是科学常识所不能容许的做法。所以往后的问题，自然是研究者无法避免的苦果了。

2. 指标特异性不足

梁茂新教授在书中分析：17-OHCS指标作为探讨肾阳虚证本质的特异性指标，以及作为提示肾阳虚证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中下丘脑功能紊乱的结论，有待进一步考察和进行重复实验重新加以认定，并且多项指标亦说明该指标已不具备特异性，其作为诊断肾阳虚证的特异性指标的地位已经动摇。在以往的肾虚证本质研究中，虽也采取了科学研究中的对照原则，但设立的对照组大都不够完善。其研究结果，只能说明采用的指标与无证型及相对应证型组间的差别。由于未设其它各脏虚证对照组，因而不能确立这些指标在五脏虚证中的特异性地位。

梁茂新教授的有关分析均说明研究者所谓的“金指标”其实含金量极低。

3. 结论表述不严密

比如，“肾的研究”进入第五阶段，在该书“肾阳虚病人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全面观察”一文的小结中说，“肾阳虚病人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上，具有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显而易见，这里没有说明确定的部位、程度以及紊乱的具体特性。作为科学研究的结论，不应当这样讲。

再比如，“肾的研究”到最后的第六阶段，在“肾本质研究的国内综述”一文的最后才说：“肾虚的辨证标准有待统一，这样有利于以共同的尺度来验证科研成果”。可见，“肾的研究”在自己研究的第二阶段使用的“肾虚诊断标准”不规范、不统一，其研究成果也是无法“以共同的尺度来验证”的。那么，研究者对自己在第二阶段至第六阶段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成果评价，则完全靠不住。把这种靠不住的东西一次一次写入《肾的研究》一书去介绍、推广，并一次一次受到评奖表彰，不知研究者有何想法，作何解释。

4. 自相矛盾

研究者在该书“中医补肾法治疗支气管哮喘的研究”一文中强调，“肾阳虚者表现尿17羟值低下，但是尿17羟值低下者不一定表现为肾阳虚”。然而又说哮喘患者“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的情况中，虽然肾阳虚症状并不显著，也可以采用温补肾阳”。这种自我对立的说法，研究者当作何解释？

从《肾的研究》一书的书名，无疑指该课题研究的内容包含整个中医的肾。而同名的书一改再改，一版再版，到1990年出版续集时，其实只是就中医的肾阳虚这一个方面做的一些有限的工作。肾阴虚很少研究，中医的肾所包含的更广的内容，至今还远远没有涉及。如此，多次出版的《肾的研究》，显然有自相矛盾、自我夸大的不实之嫌。

5. 解铃、系铃

基于上述，“肾的研究”在“弃中就西”这一环节上所进行的实验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该课题持续20多年，而各类观察的样本数量少，设计不严谨，所立的指标特异性不强。这些基本问题，研究者理应抓紧解决。

第二，这一问题出现于该课题研究的早期阶段，更需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课题进行如实评估，以填平自己给自己挖下的陷阱，免得让后人重蹈覆辙。

第三，人类医学模式的变化，当代系统科学的发展，文化多元时代的脚步，都在催促着中国的中医科研工作应当做全面的反思。长期处于样板、导向地位的“肾的研究”，更需要主动带头，尽早反思。

解铃还须系铃人，历来如此。如果研究者通过认真反思，早一天向学术界直陈究竟，终止误导，也是对中医科研的一种贡献。科学研究本来就是崎岖小路上的艰苦攀登，或者叫一种苦涩的尝试。重要的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精神，当然也包括公开承认该项研究失败的勇气。所以系铃与解铃，意义同样重要。

六、假设更假

假设缺乏科学性，是“肾的研究”最大的前提性错误。下面从3个方面加以说明。

1. 科学假设的若干原则

第一，关于提出假设的两个前提。假设亦称假说，它是对事物存在的原因或者规律性，而作出的有根据的假定或说明。假设绝不是猜想和主观、唯心的思辩。假设是科学发展的形式，是科学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在科学活动中，假设的提出有两个最根本的前提。

假设的建立首先离不开实践。即必须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掌握大量有重要意义的、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材料。中医学是以哲学、系统性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而机体反应状态则是通过四诊所获取的有重要意义的反映生命活动本质的事实、材料。如果我们要对中医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则必须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设。按照假设构成的条件、假设的修正、假设的验证等逻辑原则，新的假设不能与已有的科学理论相矛盾；新的假设应当很好地解释已有的事实，并能推出可在实践中检验的判断；新的假设决不意味着原有假设所获得的事实材料和检验结果完全作废。所以，对于中医理论进行补充、修改的科学研究，应该切实把握好两条原则，一方面，不能背离中医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这一实践内容。另一方面，不能漠视中医经历了数千年医疗实践检验的成功事实，更不能抱着轻视、怀疑的态度，而把中医药学（而不是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作为研究或藉以提出假设的对象。

提出假设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假设离不开各种逻辑方法。即假设的提出和对假设的验证，需要运用各种逻辑方法和推理形式。假设建立的过程也是各种推理形式综合运用的过程，不得有任何主观想象和臆测的成分。

第二，假设和科学的关系。假设和科学，是理论思维发展的两种主要形式。两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任何科学理论的建立，最初都必须经过假说阶段。科学永远是人类认识真理长河中所得到的相对真理，它的发展过程，也是在不断掌握更多事实材料中，不断提出新假说、不断验证和修改已有的理论，以使科学日臻完善的过程。

假设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假设是科学的前奏，它是和科学活动联系着的，具有推测性的有待检验的一种解释。它可能有一定的客观真理性，但并不等于说它的基本内容都是真实可靠的。而科学则不然，科学的主要原理及其核心，一定是在实践中重复检验的真实可靠的理论。而且，在科学理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它的基本原理依然是不会动摇的。所以在一个具体学科的发展中，假设也不能与已有的科学理论相矛盾。

明确假设的逻辑原则以及假设和科学的关系之后，以此来看“肾的研究”的问题，大体可归结为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即“连续三假设，贯穿一条线”。

2. 连续三假设

“肾的研究”中第一个假设，即“自设跳板”。研究者无视从《黄帝内经》到当今大学教材中中医有关肾的一致性的表述，这是不对的。

“肾的研究”中第二个假设，即“阉割在先”。研究者把中医在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假设为“症候群诊断模式”。在研究者的诊断模式里，诊断肾阴虚、肾阳虚所依据的主证、次证，与中医八纲辨证体系里辨别总体性的阴虚、阳虚时，其证候表现基本雷同。换言之，研究者的肾阴虚、肾阳虚，与人在总体上的阴虚、阳虚相互混淆了起来。中医的“肾”在研究者的“症候群诊断模式”里，被简化得面目全非。

“肾的研究”中第三个“假设”，是中医的肾，“可能”“类似”西医的肾上腺，或者与内分泌相关的垂体、下丘脑、性腺。应该说，数十年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基础研究中，用可能、类似、近似、大体等含糊不清的词汇，在中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之间互相偷换概念和命题的逻辑错误，司空见惯，俯拾皆是。从“肾的研究”着手实验的第一步，便把该实验定位在西医的肾上腺，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说明研究者早已把中医藏象的肾，和西医脏器的肾看成类似、近似的东西了。

前面讲过，科学的假设离不开实践和逻辑方法。如果假设不是在实践中，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望文生义、主观猜想中，那么这种连读性的假设，便连续性的失去中医理论的本来面目。古往今来的科学研究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连续性假设这种做法。它是当代的中医“科研”的独家“专利”，是主观随意性无限放纵的结果。

3. 贯穿一条线

既然连续性假设不会构成科学的假设，研究者又为什么执着地这样做呢？因为“肾的研究”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中医西化”这样一条主线。正是因为头脑中中医西化的思维定势在先，研究者又没有真正搞清楚中医与西医在基础理论层面上的本质区别，于是便陷于盲目的主观想象和臆测。因此，实验不实、指标作假，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了。

这里所谓的实验，对于中医西化思维定势在先的研究者来说，其实只不过是摆给外行人看的一种虚假模样或者一种表面玩术而已。这样做，在实证科学的现代潮流中，既容易使外行人相信中医西化的合理性，又能堵住中医界多数人的批评。然而在科学上，一旦出发点错了，往后的一切都将是站不住的。

正如《肾的研究》一书在“祖国医学‘肾’的研究总结”一章中多处所讲的，“不论有无肾虚症状”，只要“垂体-肾上腺系统兴奋性低下”，“都适合于补肾”，“可以采用温补肾阳”。这类说法，就是研究者对“肾的研究”中，贯穿着西化中医一条主线所做的自我证明。

综上所述，依靠西医诊断指标来用中药，是贯穿于“肾的研究”的终极目标。透过研究者自己对自己终极目标所做出的自我回答，对于长期为“微观辨病与宏观辨证相结合”和“四诊客观化”而陶醉的人来说，应该看到这条道路尽头的结局了吧！

七、殃及池鱼

“肾的研究”在中医科研上造成的长期、严重的误导，诚可谓影响广泛、殃及池鱼。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忽视了对科研的检验问题。

1. 对科学研究的检验

“连续三假设，贯穿一条线”的“肾的研究”，是否符合科学原则，有两个检验标准，第一是实践，第二是逻辑。

人是理性的动物，是天地万物之灵，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莫过于人。因为崇拜近代实证科学的实验，企图把人类生命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物理学、化学的方法来解释，这在西方叫做“近代科学主义”。这一点，西方的西医学家经过漫长的实践，比中国人显然明白了许多。于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首先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性医学模式。与此同时，西方的西医学家重新重视传统医学，提出了“回归自然”的时代呼声。在医学发展的这种新形势面前，中医研究者却顽固地沿着西医的老路，固执地用西医生物医学的模式，对中医进行改造。肾的研究者以及所有坚持中医西化立场的人，应当看到人类医学发展的大趋势，应当对中医西化的做法认真检验一下才是。

检验一种假设或者一种研究是否合乎科学逻辑，最简单的办法，即习惯所讲的“出得来、回得去”。所谓“出得来”，是指这一假设与研究来源于实践，并与已有的科学理论在总体上相一致。所谓“回得去”，是指新提出的假设，应当能够更好地解释已有的理论和事实，并能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然而当研究者把肾阳虚之“毛”，贴在了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这块西医之“皮”上的时候，即使研究者想回去，却已经没有可回之路了。面对实践和逻辑的检验，对于这种与自己高喊的政治口号完全相背的“回不去”的研究，研究者不应该再沉默下去了。由错误的出发点选择了错误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出错误的结果。在科学研究上，从来不怕犯错误，可怕的是不知反思，知错不改。

要说研究者没有想到科学的检验，恐怕也不是事实。“肾的研究”至今局限于肾阳虚一隅，为什么研究者提到的肾阴虚、肾阴阳两虚很少触及，中医肾的其它大量内容更没有涉及呢？从后来“肾的研究”按兵不动的事实来看，研究者一定心有所思。其实，明智的选择应该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开诚布公地从实践和逻辑上进行自我剖析。因为实事求是既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也是科学区别于伪科学、假科学的重要标准。

2. 误导的危害

今天讨论“肾的研究”，是因为40多年来它给中医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而且至今还在继续。这里随手举一些例子，以供参考。

有的先把生于心、藏于肝、统摄于脾的中医之血，假设为西医的血液；再把中医的气血理论假设为西医的血液流变学，这样，“高黏状态”的西医有关指标也就成为假设中的中医“血瘀证”的诊断标准了。

有的先说中医的“脾”“大体就是现代生理学中消化道的生理功能”，中医的“脾虚”自然就是西医的“消化功能不足”，再用“症候群诊断模式”把一组证候命名为脾虚，然后再对这一组“症候群”以生物化学酶、免疫学的变化来解释。

有的先把中医的“脾主肌肉”假设为西医的“肌肉”，再把中医的“四肢乏力”假设为西医的“肌无力”，这样，中医治疗脾虚的“补中益气汤”便可以假设为西医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有效方药。

有的先把中医的“心”假设为西医的“心脏”，再以“症候群诊断模式”把中医的“心气虚”，假设为“冠心病”的某一种情况，然后经过“实验”以作出“心气虚”是“左心室功功能不全”的结论。

有的先把中医的“肺”等同于西医的“肺脏”，再以症候群诊断模式把中医的“肺气虚”，假设为“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的一种表现，然后把肺气虚解释为西医X线检查、肺功能、血液流变学、细胞能量代谢、植物神经功能、微量元素、免疫学等方面的改变。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针对“肾的研究”，杨维益教授有一段十分感人的话：“首先，我要责备自己为什么在做学问方面不多下些功夫，以致在中医研究方面走了这么长时间的弯路。

其次，如果研究者在当时能够认真些、严谨些，不要下太早的结论，全国也许不会将这种研究途径作为中医研究的榜样而进行全面且长时期的跟随”。中医科学研究队伍里，需要多一些杨维益这样的教授。如果“肾”的研究者能够有杨教授这样的境界和胸怀，全国中医科研的状况，肯定不会陷入今天这般窘境。

八、大道不孤

“肾的研究”的问题，在中医的科研上具有普遍性。通过“肾的研究”的剖析，我们应当在全局性的角度做两点思考。

1. 产生中医西化研究的原因

产生中医西化研究的原因之一，其实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这就是当代在近代科学主义泛滥的思潮影响下，人们把物质的特殊属性、结构形态的学说绝对化了。

当代哲学中所讲的物质，其实就是传统哲学中习称的事物，亦即万事万物。当代哲学关于物质的定义是：通过感官感知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一定义的核心项，即客观实在。而传统哲学中事物的本质特点，也是客观实在。据此，中医学面对的生命过程中整体层次上的运动状态（证候）是客观实在，西医学面对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结构和形态也是客观实在。两者不存在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的问题，而是中、西医两者所面对的关于人的客观实在互不相同而已。

当代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根本性的偏见是：其一，把复杂的、整体性的、生命过程中的人，与自然科学中关于物质的特殊属性、结构和形态学说相混淆。其二，企图把复杂的生命过程，归结为简单的物理学、化学现象来解释。其三，把以上两种误解，至今奉为生命科学与医学的绝对信条和唯一标准。

“肾的研究”就是从找寻中医“异病同治的物质基础”而起步的。显而易见，研究者心中的物质，是扭曲、狭隘的物质观，是贴着物理学、化学信条和标准的物质观。而人类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事物（即万事万物）展现的“万有”或“存在”亦即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一切客观实在。这才是大科学观所面对的以客观实在为依据的事物观。然而在被扭曲的、狭隘的物质观面前，中医面对的人在生命过程中的运动变化状态，就变得与之格格不入了。于是就必须对中医加以改造不可，而且这种愚昧的改造至今仍然美其名曰“科研”。

产生中医西化研究的原因之二，是以行政管理与学术口号取代了中医的自身规律。这一点，也就是习惯上常说的学术问题行政化、口号化，或者以行政管理包办学术发展。

用西医的观念、原理、方法来发掘中医，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确定下来的。因此以“肾的研究”为代表的中医科研工作，始终运行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管理习惯模式之下。而且这一“研究”还是在“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途径”的口号声中，被推为中医科研“样板”的。

行政管理与学术口号相互交织在一起，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这期间，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功利的、官僚的、惯性的、极左的、堕性的、人事的、体制的、部门机构的等，乱麻般地纠缠为一团，由此酿成了至今斩不断、理还乱的中医西化。这也是导致中医西化半个多世纪的“肾的研究”，至今仍然供奉在中医科研“神坛”上的主要原因。

2. 应当共同站在敬畏生命的至高点上

要不要继续坚持中医西化，这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并重前提下必须认真讨论、筹划的重大原则问题。不应当因为“中西医结合”这一提法出自某一权威者之口，于是就成为摆在科学面前的不可动摇的教条，并以此成为庇护违背大科学观、大医学观的中医西化的借口或理由。从杨维益教授前言所讲的情况来看，中医西化这一致命错误不仅是研究思路方法的错误，更是医学科学研究者情怀与境界的问题。

什么是医学科学研究者情怀与境界呢？在天地万物之中，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黄帝内经》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每一位从事医学工作的人，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救死扶伤的道德修养，还要有敬畏生命那么一种宗教情怀。

一方面，医学是直接维护人类生命的科学，而自然科学以及经济、法学、农学、艺术等，当属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科学。生命与生活相比，医学无疑是更严肃的科学，是全社会上更应当高度重视的科学。自觉地站在敬畏生命的置高点上，是养成严谨治学态度，提升一个人道德情操的内在动力。笔者在教学中常常对学生们讲：人乃生灵医因贵，道出岐黄德为基。因为人是生灵，医生才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所以医生既要有高超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在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之下，个人的名利得失、辛苦劳累当然不应该成为羁绊一个医学工作者的精神枷锁。

另一方面，中医是世界上理论体系最完整，临床疗效最可靠，实践经验与治疗方法最丰富的传统医学，也是可以与西医媲美的唯一的传统医学。一个人站在敬畏生命的至高点上，就会对自己从事的文化、科学、医学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敬畏感。这种敬畏，与学术上的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完全不同。一个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的学者，不会忘记作为人梯的前辈。深受数千年积淀的中医学知识熏陶的中医学子，对数千年来创造中医学的历代前辈，应当油然而生敬畏之情。而这种敬畏，自然会化生为提升文化精神、科学态度、医学责任的自觉行动，并理性地逾越个人的名利得失。

科学研究是走在学术发展前沿的劳动，是学术进步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在这种劳动和过程中，出现错误和失败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将错误、失败尽快地转化为动力，错误、失败也就由此转化为贡献。倘若不知转化之理，那就是错误的错误，失败的失败了。这里讲的是遇到临床错误或失败时的态度与方法，其实也隐含着值得人们深思的拯救生命的哲理、大道。

由此可见，敬畏生命、敬畏医学科学的这种情怀与境界，既是医学研究自身内在的大道，也是医学研究人员应当具体的精神修养。人类医学的未来需要中医与西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更需坚守中医药学的科学基因。联系到前文讨论的大科学观、大医学观，我们坚信中医药学，大道不孤，先须复兴，才有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