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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虱成功的奥密：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具入侵性的物种之一

这几天有机会陪美国《科学》杂志新上任的总编 Bruce Alberts 教授访问北京，听他做报告、与年轻研究人员和学生交谈，近距离地感受了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下面的随笔对他直呼其名。

国内现在提倡宽容失败，Bruce在他的讲话中也多次强调这点，因为他本人的经历是允许失败的最好注释。

Bruce说他1960年读研究生，1965年获得哈佛大学生物物理博士学位。不过论文答辩时，论文委员会的教授给了他一个不及格，这在美国是很少见的。他被要求再做几个试验，不得不把毕业的时间推迟了6个月。虽然Bruce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研究生期间一篇论文都没发表，因为他设想的试验都以失败告终。Bruce曾在《自然》发表短文写道：博士论文答辩不及格不只打击了他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让他考虑两个问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自己是不是做科学的料？这些思考帮助他形成了以后做研究的战略。

(Bruce短文见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31/n7012/full/4311041a.html访问不了全文的人可以向我索取PDF文件。)

看来，要真正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首先要有Bruce论文委员会那样的教授让试验失败的学生也能拿到博士学位，还需要有Bruce这样的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人。

Bruce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有领导才能，用国内流行的说法是一位“领军人物”。1993年他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很不情愿地用了2、3年的时间关闭了他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实验室，这期间他全职在美国科学院上班，不在加州大学拿工资，但隔一段时间回实验室指导还没有毕业的学生，直到他们毕业。他到美国科学院后做的一件主要事情是改革中小学的科学教育，推出了基于探索的教学方法，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做小课题，来学习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

Bruce 也关心研究生的培养。他给学生的建议是，不要找有几十个人实验室的大教授做导师，而是找工作正在走上坡路的年轻教授，这样才真正能学到东西。他曾撰文指出一个教授的实验室不应该超过10到12个学生。

Bruce和同事1980年写的教科书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每5年更新一版。这次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做Biology Past and Biology Future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来自第5次修订这本教科书的收获，包括近年来生物学的三个意外认识:

武夷山老师的博文“诚信经济学－真稿费－假发票”使我想就信任(trust)写点东西。先说一下，诚实正直(integrity) 和信任(trust)不是同义词，诚实正直是一种素质，是对自我的要求；而信任是对别人的看法。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才值得他人信任。

王鸿飞曾推荐大家去读Francis Fukuyama（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见他的博文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4935

福山把社会分为高度信任(high-trust)和低度信任(low-trust)两类，中国属于低度信任社会，而美国、日本、德国是高度信任的社会。在美国学过一句话叫give others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也就是要把人往好里想。在中国，人们通常把人往坏里想，总要问动机，觉得别人不怀好意，这可以说是低度信任社会的一个特点。

最近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书《世界是平的》中看到信任与创新的关系，他说美国创新能力的基础可以用一个词概括:信任。他写道：

（美国的）制度、文化规范、商业惯例、和法律系统创造和鼓励了高度的信任，高度的信任也是任何一个开放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可以说，信任是美国秘方各种要素的产物。

(These institutions, cultural norms, business practices, and legal systems create and inspire a high level of trust—and a high level of tru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any open society can possess. Trust, in many ways, is the product of all the ingredients in America’s secret sauce.)

 “我们是一个高度信任的国家，因为我们同意用反映在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中的一套价值和原则来管理国家，这些制度和法律高于任何个人，比任何个人都更持久”，一个为全球公司提供伦理和监管建议的公司的创始人Dov Seidman这样说。这些规范和制度产生可预见性与信心，从而产生信任，是对我的创新会受到保护的信任 … 是对司法系统的信任，Seidman 说，而这一切推动创新。

(“We are a high-trust country, because we agree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governed by a set of values and principles reflected in our institutions and laws—which are higher and more enduring than any individual.” Dov Seidman, the founder of LRN, the company that provides ethics and governance advice for global corporations. … Together these norms and institutions create predictability and confidence and that creates trust—a trust that my innovation will be protected … and a trust in my justice system. And all of that, argued Seidman, propels innovation.)

因为在美国这样高度信任的社会里，人们任何时候都知道他们站在什么立场，而且能依赖莫个法规和原则的框架来支配他们个人和商业生活。Seidman 问道：“如果你从沙地起跳，而另一个人从硬地板上起跳，谁跳得高？当然是那个从硬地板上起跳的人。信任就是那块硬地板，它给你可预见性使你敢于跳一大步… 没有信任，就没有勇于冒险；没有勇于冒险，就没有创新。… 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承担必要的风险来创新，就给他们更多的信任。” 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不可能产生持久的创新。

(Because in a high-trust society, such as America, people know what ground they are standing on all the time and can count on a certain framework of rules and principles to govern their personal and business lives. “If you jump off sand and another person jumps off a hard floor,” asked Seidman, “who jumps higher? The person who jumps off a hard floor, of course. Well, trust is that hard floor. It is what gives you the predictability that allows you to take a big leap… Without trust there is no risk-taking and without risk-taking there is no innovation… If you want to get more people to take the necessary risk to innovate, just put more trust in the room.” No low-trust society will ever produce sustained innovation.)

如果说美国社会是信任支撑的硬地板，中国社会则是缺乏信任的一盘散沙。中国社会像散沙是因为人们不合作，而合作的基础也是信任，你需要相信别人会和你一样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才会有真正的合作。

美国政府的科研拨款大部分用来支付人员费用，而中国的经费大部分用来买仪器设备，这是中国管理部门不信任科学工作者的表现。领导们只有看到了实物，才觉得钱没白花。

中国也不相信科学工作者能管好经费，所以把预算规定得特别细。买试剂的钱不能用来支付参加国际会议的费用，尽管预算的试剂经费可能超过实际需求。这就不得不让人在经费使用的入帐上做手脚，迫使人们不诚实正直，进一步侵蚀管理人员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