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一生要接触许多人，但有许多人在你的印象中已变得很模糊乃至消失。甚至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明明与某个人同学或同事过很长一段时间，但由于他或她在你的记忆中已被“删除”，所以当你的这位老同学或老同事在某个片刻真实而突然地站在你的面前时，你会认不出他或她来，觉得你面对的这个人是一位你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不是因为他或她老了或变化太大了，是你压根儿把他或她忘了。然而对其中的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他或她深深地印在你的记忆的深处，哪怕多少年后，此人的外貌变化极大，当他或她偶然在你的眼睛的余光中出现时，你也会立刻认出他或她来。妮基这位阿尔巴尼亚姑娘，对于我来说，就属于这后一种人。是的，她仅仅是我在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讲学时一位普通的女大学生，但她是那么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敢打赌，如果有一天她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与我擦肩而过，我会立刻把她从人丛中认出来，并把她叫住。可是，妮基，此刻你在哪里？
        1967－1970年，我很幸运地在国内“兵荒马乱”的“文革”期间，被教育部派往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那时我作为一位中国的语言文学教师，只能给生活在亚德里亚海滨的阿尔巴尼亚学生讲授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屈原、杜甫、李白、鲁迅、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这些内容通过一位在北大读了八年书的高级翻译讲授了一段时间以后，系里觉得我的工作太轻，就与我商量开设一个汉语班，由二年级的学生选读。汉语对这些欧洲的学生来说是很难学的，据说该国流行一句成语，意思是：学习汉语等于去尝试死亡。我想选我的课的学生一定不会多，你想想，谁活得好好的，突然会愿意去“尝试死亡”呢？出乎意料的是最后竟然有近20位学生愿意来“尝试死亡”。此刻我面前晃动着他们的面容，具有学者风度的菲其里，漂亮时髦的娜达莎，土里土气的斯比罗，疯疯癫癫的德丽达，像希腊古典美人的马丽娅，还有其他一些人，而最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美丽的妮基了，她的黑发，她的男性化的浓眉和大眼，她的长长的睫毛，她的很好看的大嘴，还有她那不断地眨眼的生动活泼的神情，都历历如在目前。学生的汉语名字是我根据他们的阿尔巴尼亚语的名字的声音“起”的，妮基的“妮”字必须读重音，并把这个字读得很重，“基”字则必须读得短而轻，如果不这样读，按汉语的习惯去读，则总会引来学生们的不可抑制的笑声，这其中的“秘密”至今对我还是一个悬念。如果说，汉语班的部分学生是因“好奇”、“新鲜”、“中国老师好对付”等原因来学习汉语的话，那么妮基则是真实而坚定地要“尝试死亡”的一个，她学习汉语的决心是令人感动的。记得有一次，我教他们“决不罢休”这个词，然后是造句练习，妮基造的句子是：“不学会汉语决不罢休。”后来就成了她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来“不学会汉语决不罢休”、“学不会汉语决不罢休”、“要是学不会汉语那么决不罢休”……
        妮基上课的认真自是不必说。她几乎利用一切时间课余时间琢磨汉语。地拉那大学的惯例是早晨七点锺开始上课，下午三点放学，中午12点时有半小时的课间休息时间。别的同学都到学校周围的咖啡店吃点面包、点心，喝点饮料，然后或聊天，或打球，校园里各处都显出一种悠闲的样子，可妮基总是在这个时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操着声调不太对的汉语大喊“报告”，然后就喘着气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已经快吃完的面包，笑嘻嘻地开始了她的提问：“童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可以吗？”请读者想象一下，这些字一律用平声来说的，“笑，很好，死，不好，为什么课文上有一个词是‘笑死’了？这是好还是不好？”我告诉她，这无所谓“好不好”，“笑死了”不是因“笑”而“死”了，是笑得不得了啦，笑得很开心啦。然后她就又会问：“‘很开心’我懂，‘不得了啦’，这是一个词？如果是一个词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她提问时的语气是绝对正确的，但问题常提得不够“水平”。可她的无限的求知欲望、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钻研精神和小学生故意跟老师顽皮捣乱这三者搅在一起所形成的“执拗”态度，真让你哭笑不得，并不能不继续严肃认真地跟她耐心地“讨论”下去。我说，“啦”，是语气词，“不得了”是一个词，意思差不多是“最”的意思。接着她的问题就会转到：“那么，请问童老师，笑死了，笑得不得了啦，笑得很开心啦，可以不可以说‘最笑’？”她有时候不知如何用汉语提问题，就鼓着嘴转动她的美丽的黑色的眼睛，突然用俄语来跟我对话，她咕噜咕噜说了一阵，然后问：“懂了吗？”我的俄语不太好，就学他们的样子摊开双手，耸一耸肩膀，嘴一咧，表示不懂。“不懂？我再说一遍，好吗？”我于是不得不“起用”我刚学到的语法几乎按汉语组接起来的阿尔巴尼亚语向她解释。她放声开怀大笑起来。我知道她笑我的“阿语”语法错误，但她突然会欣赏地摇起头来，说：“继续说，嗯，嗯，很好！”学着我课堂上鼓励学生时的口吻，反过来鼓励我，此时师生的位置颠倒过来，似乎我是学生，她是老师。上课的铃声响起来了，她慌忙跑去上课，临走前掷下一串如同钢铁般的结实的笑声。就在这种看似最初级最琐碎最无聊最没意思的对话中，她的汉语进步神速，而我的“阿尔巴尼亚语”也开始长进了。
        对欧洲的“老外”来说汉语学习的困难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汉语的四声很难掌握，同样一个“shu”怎么会读出“书”、“熟”、“鼠”、“树”四个声调来并表示四个不同的意义？中国人的祖先就是聪明，在语调之外，另加声调，来显示不同的意义，就象一个海浪之上还有另起一层细浪，真是妙不可言的。可他们哪里想到多少年之后，对许多学习汉语的“老外”来说，就真有“尝试死亡”之苦；二是汉字很难写，笔画太多，“零碎”太多，这里一撇，那里一点，对于用惯拉丁字的人来说，丢三拉四是不可避免的。妮基的汉字倒写得很好，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如同中国的工笔画，不像别的同学那样丢三落四，也不知她课余是怎样刻苦练习的。可妮基遇到的问题是声调老掌握不了，说话不是“一平到底”，就是“前平后仄”，听起来怪里怪气的。她知道自己的毛病，不甘心这样下去，问我有什么办法改进，我说别无它途，只有在记忆的基础上多说多练。
        一个星期天上午，妮基事先未打招呼就突然到我住的地方来找我。这件事使我很尴尬。当时中国大使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宜在自己的宿舍接待阿尔巴尼亚朋友，女性的朋友尤其不宜，女性而又年轻的朋友在“尤其不宜”中的“尤其不宜”，可妮基恰好就属于这后一类。我开门后见是她，就站在门的中间，十分惊讶：“妮基，怎么是你？”我站着，不但没有立刻说“欢迎”或“请”之类的客气话，还暗示出“阻拦”的意思。凭她的聪明是绝对能读懂我这“体态”语的，可是她大方地轻松地笑着，用“一平到底”的声调说：“童老师，为什么不请我进来？我可以进来吗？”说完，不等我“请”，就把一只脚从门边上超越了门里与门外的界限。她的“不告而来”可把我弄得手足无措。那时候，中国的“文革”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时刻，出国工作的人员很少。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国人也不太多。在地拉那大学工作的开始时只有我一个。可阿方为中国援助人员准备的是一整座住宅楼。在我住的那一门的五层十套房内，只有我这样一个住户。本来星期天是我自己规定的读书时间，可自从她的那只脚迈进我的宿舍之后，我的星期天的读书生活完全被“搅”了。这种损失且不说，单是在没有中国人同住的情况下，让我独自一人与这位只比我小几岁的女学生呆在一起，身上心里就有一种不自在不安全的感觉时时袭来。她肯定是感觉到了，但她有办法用她的富于感染力的自然的笑，和小学生般的天真无邪，以及她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心一意学习汉语绝不旁骛的态度，特别是我早就领教过的“妮基式”步步进逼的提问，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你的疑虑。例如此刻，由于她的脚迈过了门边，逼得我不得不从门口后退，她就笑嘻嘻地开始提问：“童老师，这样，我应该说‘进来’，还是‘进去’？”我因为在课堂上讲过这两个词运用时的区别，所以她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在她把脚开始越过门的这当儿，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说“进去”呢，可她的一只脚已经伸进来了，在一定意义上她的位置已经在门内了，似乎说“进来”也可以；可说“进来”呢，她的整个身子又还在门外，她的位置还在外，她应该说“进去”才合适。我迟疑着，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候她已经完全进来了。她“狡猾”地胜利地的笑着，说：“你可以不回答了，我进来了。”
        从此，她每星期天都来我住所。我帮助她练习汉语，从声调的练习到日常会话，从汉字笔画到汉语词语的活用，在说不通的地方，我们借助俄语、阿语和手势。在学习会话中，我了解到，她不是地拉那本地人，她的家在阿尔巴尼亚西部高原的美丽的科尔察，她父母都是普通的干部，她的叔叔是地拉那某部队的军医，她上大学期间就住在她叔叔家里。她下这样大的决心学习汉语是因为她热爱中国。她有一次说：中国是一个无私的国家，中国和苏联不一样，苏联只想让阿尔巴尼亚给苏联人生产餐桌上的水果，变成它们的掠夺对象，可中国在我们祖国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送来发电机、车床、吉普、拖拉机，很多很多很多，一直到土豆种。以前苏联人在我们这里指手划脚，为所欲为，可现在在这里的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遵守纪律，更乐于助人。俄语我学习了六年，我会了，可没有用，我现在要学习汉语，不学会汉语决不罢休。
        一年后，妮基的汉语的听说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她基本上掌握了汉语声调的变化，只是说起来还有些生硬和错误。她对中国的文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强烈的热爱。她给那些没有选汉语课可又对中国充满好奇的同学讲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什么“刻舟求剑”，什么“狐假虎威”，什么“守株待兔”……她热衷于给她的同学讲汉语声调的意义：“同一个音，变出四个声，喏，书、熟、鼠、树；她还热衷给她的那些未学汉语的同伴讲解汉字的写法，如日、月，她就画一个简单的太阳和一弯月芽。她热衷于在表演节目时用中文朗诵李白的绝句《早发白帝城》，每一个字的声调都读得特别准确而生硬。那结尾总是她的富有感染力的并且是带有意味的笑声。那意味是：瞧！中国文化多了不起，中国人多聪明，学习汉语并不是什么“尝试死亡”。
        在妮基的帮助下，我的阿语也可以说出一长串的话来。有一次，我为了向她“炫耀”我学习的成果，竟不自量力用阿语把大使馆一个工作人员买鸡蛋的故事用阿语说给她听。她听懂了，而且“笑死”了。当然，我的发音和语法都有错误，她就像雕刻家那样，把我当成她的雕刻对象，纠正我的所有的发音，语法更不许有任何一点错误。最后她就像我平时对他们说的那样对我说：“学习阿语不难，关键是要多读多练。听懂了吗？”在一次课间，她把同学们引进我的办公室。逼着我用阿语讲那个经过她细心雕刻的故事。我感到形势的严重，非讲不可，就豁出去了，开始用阿语讲那个故事。故事的核心是发音引起的笑话。阿尔巴尼亚语中的“鸡蛋”和“女孩子”这两个词的发音有点相似，但重音不同。我们大使馆这位同志在自由市场向一位农民买鸡蛋时，把“十个鸡蛋”读成“十个女孩子”，那位农民朋友说：我这里只卖鸡蛋，不卖女孩子！但我讲这个故事时，发音还是有错，不过错误正好与使馆那位同志所犯的错误相反，我是把“女孩子”读成“鸡蛋”。我讲完后我觉得对不起妮基。幸亏开始大家没有听懂我的故事，经妮基纠正注释后，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不可遏制。这一回妮基却不笑，当场纠正我的发音错误，比我对他们的态度严厉十倍。更要命的是班里联欢或旅游休息，妮基就总让我用阿语讲这个故事。她的眼神告诉我，她作为我的阿语老师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我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总是无奈地又是努力地一次又一次地讲那个故事。
        1969年末，是我在地拉那的最后一个冬天，汉语班的同学也即将毕业。那年冬天特别冷，寒风凛冽，有时还下雪，据说是几十年所没有的。教室里没有暖气设备，冷得学生们有点受不了啦。学校照顾我，给我的办公室添了一个电暖气。每到课间半小时，汉语班的同学就涌到我的办公室来暖和一下，特别是那些女学生来得更多。因为按当地的风俗习惯，正派女人必须一年到头穿裙子，穿裤子被认为是不正派的行为。夏天倒还好。就是这冰天雪地时节，她们的腿上只能穿薄薄一层长尼龙袜，这的确让她们受苦了。她们每次来我办公室取暖，总是说中国女人太幸福了，可以堂堂正正穿裤子，穿毛裤，穿棉裤，穿绒裤，多暖和啊！我就趁势劝她们：为什么要做旧风俗的奴隶呢？你们也可以跟中国女人一样穿长裤子吗？妮基听了我的话后，总是点点头：“说得对！说得好！”别的女同学就将她的军，说，你带个头儿，怎么样？果然有一天，妮基穿着长裤子大摇大摆地大大方方地出现在校园，刚进校门就被一群男女学生围住，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不久又听说学校当局可能为此要给她“处分”。我既为她担忧，也为自己担忧，因为她穿裤子是与我的“劝告”有关系。课间休息时，汉语班的学生差不多都到了。妮基据说被系主任叫去了。学生立刻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她的“造反”精神，佩服她的冲破旧风俗的勇气，一派则反对她，说这是违反校规的，好象校规的第几条第几款，似有“不许”的规定。我当时忐忑不安，同时又感到气愤，真是岂有此理，学校竟然有不许女学生穿长裤子的规定，这是什么规定？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了妮基的脚步声，她推门进来了，腿上穿着跟中国女人一样的黑裤子，漂亮极了，可她的脸上却似乎没有表情，我的心往下沉，她真的挨批评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用中文问她：怎么样？她故意矜持了好一会儿，然后是爆发出像往日一样爽朗的笑声。我的悬置在半空中的心放了下来。系主任非但没有批评她，而且说她的这个头带得好，不要怕议论。这些天因为寒冷，许多女学生因穿着不当而受了凉，感冒请假的女生大大增加了。学校的规章上对女生的穿着确实有一条规定，不过不是不许女学生穿长裤，而是不许穿“超短裙”（“超短裙”的定义是超过膝盖以上27公分）。妮基为自己的“造反”胜利感到欣喜万分。
        1970年夏天我完成了在阿尔巴尼亚的工作回到祖国。妮基先后给我来过两三封信。从后来接替我的地拉那大学的中国教师那里，我知道妮基毕业时如愿以尝当了一名中文翻译，这位老师有一次见到妮基在工地上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头发理得跟中国女子一样短，全身上下打扮完全“中国化”。哦！妮基，你真棒！我觉得我闭着眼也能想象出你在工地上操着一口流利的却有点生硬的普通话沉浸在她所喜爱的工作中的神情和样子。
可是，妮基，你现在在哪里？
                                                                                                                                                                     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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