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我会来到亚德里亚海畔的美丽城市地拉那。那是1967年9月的事。教育部指派去履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文化合同。我来到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教书。教学任务并不重，周围又没有熟识的朋友，空闲时间很多。整天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日子很难熬。我知道我缺少什么，那就是书。
        临行前组织上交代，不要多带东西，尤其不要多带书，一是免得超重，一是免得过海关时查出问题来。那时海关查得很严，所谓“封资修黑货”都不许带出去。于是我塞进旅行箱的就只有三本书：《辞海》、《新华字典》和《毛主席语录》。你总不能将这三本书当小说或什么学术著作来阅读吧？地拉那哪里有我可以看的中文书呢？
        我多次到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处，转过来转，问东问西，东翻西找，像一只饥饿的狼。终于有一天，当屋里只有文化参赞（对不起，我把他的姓名忘了）和我两个人的时候，样子消瘦的文化参赞说：
        “我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
        “我需要什么？你能钻到我肚子里啊？”
        “当然，此刻你最需要的不是女人，不是钱，你需要朋友。”
        “不对，不对，我并不需要什么朋友。”
        “我说的朋友，不是指人，是书。”
        我对他的热情突然高涨起来或者说态度突然亲切起来，怎么说都可以，我对这位文化参赞的好感大大增加。并神秘地小声说：“劳驾，你能告诉我，什么地方能弄到书？大使馆内有吗？”他也神秘地说：“有是有。就看你有没有当孔乙己的胆量了。”我不理解地说：“难道要去偷？”他说：“对了！”然后他说“文革”开始“扫四旧”时，大使馆的青年人也组织了红卫兵，把原来的图书室用封条严严实实封起来了。图书室在地下室，你要是想进去也不难，带一把改锥和一个手电筒也就可以了。
        书对人文知识份子来说，世界上有的，书里都有。世界上没有的，书里也有。书是人的灵魂的微笑，书是人的心智的袒露，书是人的生命的颤抖，书是人热血的涌动。书就是大海，就是高山，就是草原，就是沙漠，书是另一个大自然。书是人与自然、社会心灵的交涉。书是无穷的力量。对像我这样终日跟书交往的人来说，没有书，就如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秧。这有多惨啊！现在我下定决心当一回“孔乙己”，把灵魂、心智、生命、热血、大海、高山、草原、沙漠、智慧、力量统统“偷”出来。那些日子我对孔乙己产生了好感，尤其是对他的“偷书不算偷”这句“名言”产生了好感。
        我利用中午大使馆午休时间遛进大使馆的院子，找到了那座有半地下室的楼房。我哆嗦着摸着进入那个不大的地下室。在半地下室，我用手电筒一照，果然有一个被封条封了的房间。但房间的左面有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并没有贴封条。我用我带来的改锥，轻轻地从下面撬动着，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窗户就被撬开了。我意识到，我并不是第一个光顾这里的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否则我不会如此容易就撬开它。我走进去，连忙把撬开的窗户关好。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我看到了满屋的书。我差一点就大叫起来。因为这里的书竟然如此这多，够我重新上好几次大学的了。记得最先被我看中的是1946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撰的红布皮的全套《鲁迅全集》。我迅速把它装进准备好的书包里。当我终于走出了大使馆的时候，我不但觉得我的生活有救了，而且觉得我是在地拉那遭遇了幸运。虽然这个版本的《鲁迅全集》的书页已经发黄，又没有注释，但是在地拉那我读了三遍。只有到此时，我才真正认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我作了一本读书笔记，这成为我终身的财富。
        地拉那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那里几乎看不见什么工厂，天总是蓝的，空气总是透明而清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鲜花和西瓜四时不断。哪里去找这么美好的地方？汽车很少，你不要耽心二氧化琉。在那里你能最清晰听到的声音是人们匆匆的脚步声和刮风时的呼呼声。特别是女人的高跟鞋敲击在路面那种有节奏的声音。地拉那安静得令人感到你来到了一个深山老林里。在那里，没有国内的激烈的“派战”和无穷的“政治表态”。没有任何人事干扰和纷争。心境如同一弯平静的湖水，水波不兴，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进入一种“禅境”。在这种环境中，当你翻开书页时，每一个字似乎都会自动跳进你的头脑里。
        每隔一周的“偷书”活动，成为惯例。心不在那么紧张地跳。我已经不觉得是孔乙己，只是一个借书人。我十分清楚，这些书属于国家，在我回国那天，我会送回书，并向大使馆作一个“检讨”。其后的漫长的日子在那半地下室里被我陆续找到的有《诗经》、《楚辞》、《左传》、《史记》，当然我也让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等我比较喜欢的诗人来陪伴我。歌德、席勒、海涅、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梅里美、巴尔扎克、雨果等我所喜爱的作家，带着他们的作品来与我为友。一批历史著作也被我奉为上宾。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我那时觉得空前的“富有”，虽然孤身一人在国外是寂寞的，但在有了书籍为伴之后，寂寞感转化为充实感。
        大概过了一年之后，我又遭遇到一次更大的幸运。地拉那国立图书馆从中国买了许多中文书，但图书馆里却没有一个人懂中文。我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就去找他们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公平交易”：我帮助他们编目上架，他们允许我随便借书。这一次我的主要收获是借到二十四史和一些古代作者的文集。
        大学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政治运动中渡过。大学毕业之后觉得学到的东西太少。总想找一个时间好好读一点书。越南两年和阿尔巴尼亚三年的教学生活，总算满足了我部分的读书愿望。我真是幸运！当国内的人们纷纷下乡搞“四清”时，我在河内夜读，以便为越南学生上课；当国内“文革”的烽火四起，人们只能读大字报的时候，甚至连我家书架上的一本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要在扉页上写“此系毒草，仅供批判而保存”的字样以免被红卫兵抄走的时候，我却在地拉那拥有自己的“书城”，自由自在地通过书籍进入古今中外。在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此刻我眼前出现地拉那那间我住过了三年的房子，四周万籁无声，我从书架上抽出了那本正在阅读着的书，静静地坐了下来，以十分虔诚的态度，翻开书页，迅速地进入到书本所展现的世界的情景。在回忆四十多年前这一幕之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感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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