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个年代当过大学生的人，无不把当时的苏联看成是中国的美好的明天。莫斯科这个城市作为苏联的心脏更是人们向往之城，那是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地方，要是今生今世能到一回莫斯科，能在红场唱一曲《卡秋莎》什么的，那么死了也值。当我们重新唱起那时流行的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高高的列宁山上》等优美的歌曲，我们似乎就回到了青年时代，热血就好象要沸腾起来，诗情画意的青春旋律又在眼前重现，浪漫而崇高的理想又激起我们的情怀。我清楚记得我年轻时候写在日子扉页上的“箴言”共有两段，一段就是那时人人皆能背诵的保尔•柯察金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还有一段可能在当时也鲜为人知，但我用工工整整的笔迹抄在前一段话的后面，那是苏联早期在苏共中央负责安全工作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的名言：“如果共产主义的红星不能照耀全世界，那么我们还活着干什么！”今天，当我们回顾五十年代那段生活时，有人一定会用“虚幻”、“狂热”、“盲从”、“左派幼稚病”……等词语来加以批判，似乎一切都不好。不，不是这样，不这样简单。“虚幻”、“狂热”、“盲从”、“幼稚”等这些诚然都有，但同时还有“奋进”、“积极”、“乐观”、“理想”、“友谊”、“集体主义”等。那时青年人的感情状况，你不能用几个名词就将它否定掉。那代人的青春世界同样是复杂难言的……
        1968年夏天第一次途经莫斯科。这对我来说是太迟太迟了。从1963年起，中国和苏联因意识形态的的分歧而公开争论，两国的交恶又因中国“文革”的“批修”而变得更加严重。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时刻穿着中山装，戴着毛主席像章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可以想象会是很尴尬的。但是青年时期的感情惯性使我对莫斯科仍抱几分神秘感、向往感。当中国大使馆的同志来机场迎接我们的时候，当我知道大使馆就座落在列宁山上的时候，我心里忍不住哼出了“当我们站在高高的列宁山上……克里姆林宫的一片曙光……”。我和我的同行就暂住在大使馆的公寓内。那时国内正当“文革”时期，出国人员少，我们住在大使馆的宿舍里，吃、住都不要钱，大使馆文化处还用车带领我们在市内游览，尽地主之谊。列宁山上的中国大使馆，与莫斯科大学大楼遥遥相对。夜晚，从大使馆这边看过去，莫斯科大学中心的主楼和四周四左辅助楼窗户内的灯火一片通明，灿烂而诱人。
        我们来到红场。比我们在国内画片上要小地多，更不能与我们的天安门的宽阔相比。在不大的红场两边，一边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列宁墓，一边是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这多少让我们感到一点失望。怎么能让革命导师列宁终日看着那座熙熙攘攘的商店呢？不过，在1968年莫斯科中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走来走去，苏联人对我们冷眼相望，但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拜谒列宁墓。
        列宁墓的建筑在我的印象中也并不巨大。墓顶是一个平台，那是历届苏联领导人在重大节日时检阅领导人的地方。游行队伍就从他们的脚下不远处通过。我们来到列宁墓前，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队，我们很守纪律地站到队尾。不久走过来一位维持秩序的卫兵，他虽然对我们没有露出丝毫的笑容，但客气地请我们插到队伍的最前面去。我们鱼贯地慢慢地走进列宁墓的门，下了若干个台阶，来到一个并不太宽的房间，列宁的遗容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是从列宁的右肩进入的，缓缓挪动脚步，终于正面面对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的列宁。一切都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面部生动，轮廓清晰，前额高高隆起，特别吸引人的注意，着装自然，神态安祥。他在我的心理上，他只是躺在这里休息。他仍然生气勃勃，仍然热情奔放。也许他会立刻醒过来，他会面对成千上万簇拥他的群众，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发表演讲。身体向前倾斜，手有力地向前扬起。诚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中所言：“列宁就是现在也比活着的人们更富于生命。他是我们的知识，力量和武器。”列宁著作的文体是我最喜欢的文体之一。它的立论的鲜明、逻辑的严密、语调的明快和毫不拖泥带水的格调，令人神往。那天我拜谒了列宁的遗体之后，又一次印证了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似乎连人的外表也与其人的文体相关。当我从列宁遗体的左肩的门出来之后，我的情绪仍沉浸在历史的风暴中，1917，十月革命，震撼世界的十天……
        在克里姆林宫里，我也找不到原本想象的感觉。那不过是沙皇留下的一个带有宗教气息的陈旧宫殿。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进门不远处的硕大的黑色的锺，那锺缺了一角，据说是拿破仑军队攻入莫斯科时被敲下来。此外还有宫殿中衣凡雷帝用过的高得不能再高的床。当时我想，睡在这样高的床上，要是睡觉时不小心滚下来怎么办？
我们被引到高尔基大街（想来现在一定改名了）。这是莫斯科最繁华的大街，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吧。我很早就神往的普希金广场就在这里。广场上有普希金的紫铜雕像。这位我所喜爱的诗人穿着一件风衣，风衣自然地搭在肩上，右手贴在胸前，显得很有风度。他微微低着头，站立着，似乎正在构思诗句。我凝视着普希金的雕像，想起了大学时期读过的普希金的诗时那种如醉如痴时的情景。我还记得普希金的《纪念碑》中的句子：“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我将永远光荣，即使还有一个诗人活在月光下的世界上。”他是一个自负的诗人，却不是口出狂言，他真有自负的“本钱”。他离开世间已一个半世纪，他的诗篇不但在俄罗斯大地传诵，而且也在整个世界产生反响。可能由于普希金的爱情诗篇特别吸引人的缘故，据说莫斯科的恋人要是约会的话，彼此都要说一声：“咱们在普希金雕像前见！”当然那天我们去的时间是上午，并没有看见多少成双成对的恋人。沿着高尔基大街再往前走，我们来到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第一眼看到的是比普希金的铜像还要神气的马雅可夫斯基铜像。在50年代读书时，这位后来自杀的诗人也是我们当时疯狂崇拜的对象之一。他的长诗《列宁》和《好》中许多诗句至今仍然能背诵出来，如“我们说党，就是说列宁。我们说列宁，就是说党。”还有他的《左翼进行曲》，其中有“向左！向左！向左！”这样有力有节奏而又思想偏激的诗句，也许特别适合那时青年的口味，所以在诗歌朗诵会上，朗诵马雅可夫斯基这首诗，总是成为首选节目。可那一刻，我心中热烈的回忆与莫斯科人对我们的冷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1969年7月，我又一次途经莫斯科。这时中苏关系可以说降到了冰点。由于那年3月份的众所周知的珍宝岛事件最终发展为局部战争，中国与苏联的争端已经诉诸武力。双方剑拔弩张。在北京，那年3月百万群众连续三天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游行示威，那震天的口号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游行群众是不是投掷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我七月份途经莫斯科时，在列宁山上，我看到的景象是，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靠近街道那座我们住过的宿舍楼的临街一面的一层和二层的窗户，几乎全被那年3月份莫斯科人的游行示威队伍用砖头块、石块砸个稀巴烂，给人以满目废墟之感。大使馆同志安排我们住在四层的房间，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拉上双层的黑色的窗帘。我们感到震惊。我们感到憋闷。与大使馆大楼遥遥相对的莫斯科大学高楼的灯火似乎在我们的心中也暗淡多了。
        大使馆的同志应我们的要求还是用小车把我们送到红场。但我们的小车一驶出大使馆，克格勃的小车就不远不近地跟上了我们。我们又一次来到列宁墓，还是排着长长的队，我们还是守纪律地站在队尾。这一次再没有士兵来请我们到队伍的前面去。克格勃就在旁边看守着我们。连我们上厕所，他们也陪同作伴。只有列宁还是那样安祥欢迎我们。我们在莫斯科人的冷眼中匆匆离开红场。我们的情绪完全被败坏了。本来还准备参观莫斯科的一些景点。我们临时决定不去了。莫斯科不欢迎我们。回使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列宁对当时的中苏争端会说什么呢？
        1970年我和我同事第三次途经莫斯科。大使馆的同志还是那样欢迎、照顾我们。我们除了第三次去“拜见”列宁外，已经对莫斯科的一切差不多失去兴趣。那时我就想，我们以后还怎样去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者“正当梨花开遍了田野”或者“当我们站在高高的列宁山上”这些与我们的青春的旋律交织在一起的苏联歌曲呢？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童庆炳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7237-245836.html

上一篇：妮基，你在哪里?
下一篇：以真为假与以假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