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西周金文字体卷》序言(附注)，下面这段话似乎值得讨论。

趞曹鼎“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才周新宫，王射於射庐”，匡卣“唯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庐”，畯簋“唯十年正月初吉甲寅，……今朕丕显考龚王既命汝 更乃祖考事，作司徒，今余惟……”。畯簋、趞曹鼎就算都是真的，懿王世的畯簋怎能肯定比共王世的趞曹鼎早呢。匡卣(集成5423)器已不存，铭文虽说稍欠清晰，但“四月”而非“四年”，总是没有疑问。

畯簋原为私人藏品，真伪不明。下面是辨伪和护真的两篇文章，您可以做个判断。

王沛姬. 新出三件两周具铭铜器商榷. 三代考古, 2015,(0):460-469. 考古所网站有介绍

李学勤.畯簋銘文讀釋.出土文獻第八輯, 2018. 清华大学网站有介绍

上海博物馆藏两件趞曹鼎为传世器物。“隹七年十月既生霸”没有日期；“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才周新宫，王射於射廬。史趞曹賜弓矢夬虜胄盾殳。趞曹敢對曹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寶鼎，用饗朋友”。后者字体欠佳，句式有误——“賜”应在“史趞曹”之后而“敢對曹”为衍文，等等；且重量不足前者之半。十五年鼎很可能是伪器，但也可能是“共王过世之后趞曹失意之后请低手所作”。

阅读、写作有些疏漏，也是常事，不值得深究。不过，器物制作与所叙事件的年代可能不同，形制、字体还与地域和人员相关，据此断代需要谨慎。

笔者定懿王世七年BC910~BC904, 倘若不能容纳匡卣“唯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庐”那就错了。所幸六年正月实朔BC906.12.31，四月甲午三日且恰为春分，合于初吉。七年之中有此一日，颇为不易。铸器于懿王过世之后完全可能，因而不能作为王号生称的铁证。七年岁首朔BC905.12.19，年底有闰，恰好排入牧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申”三日。时王为即位之初的孝王，批评王朝官僚系统缺乏自律，任命牧为监察官员。孝王元年岁首朔BC903.1.7，年前置闰也是合理。

牧簋的年代：铭文数字之外的考虑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5648-1337321.html

师汤父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馆，通高28.1、口径26 cm，为周尺21.5 cm的一尺三寸过1.5 mm和一尺二寸过2 mm，器物为真没有疑问；铭文“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才周新宫，才射庐。王乎宰应易盛弓、象弭……”。周新宫、射庐同见于趞曹鼎与匡卣，如前所述两者分别有恭王和懿王之名；可惜，历日缺少年份。

丁亥和甲寅之名就是吉日；师汤父鼎的十二月丙午(43)之吉或许源于冬至。在拙谱的穆王至孝王的BC972~BC892 间，相关冬至有五个：① BC955.12.30 丙午(43)06时；② BC932.12.29 丙午(43)20时；③ BC909.12.29 丁未(44)10时；④ BC898.12.30 乙巳(42)02时；⑤ BC886.12.30 戊申(45) 00时。

②⑤  对应的正月朔为1月27 日和29日，有些偏后——岁首该在冬至前后呢。若是十三月初吉丙午就好了。

④ 历日在交节后一天且2时交节，而已见冬至历日皆交节当日或偏前一天。

①③可选，穆王十八年正月朔BC955.01.12,懿王二年正月朔BC909.01.13,十二月丙午(43)为廿九日交节当日或廿六日交节前一天。后者岁首与曶鼎元年、二年的历日协调。

如果形制、铭文等不能早到穆王前期，或者新宫建于共王世，那么师汤父鼎很可能就是懿王世的——只是可能，因为“十二月丙午”之初吉为冬至只是假设。

附注：下面是印刷版的截图。说“作于孝王四年的匡卣”肯定有误，而“作于懿王十年的畯簋”也不能比“作于懿王初年”的十五年趞曹鼎稍早。后面又说趞曹鼎较早。电子版未能更正原稿的全部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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