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是淮河和秦岭一线。此前已经多次说过，淮河以南地域出土的许多“商代”青铜器仍使用夏尺15.8 cm，与商尺19.7 cm 不同，或许夏商南北共存至武丁(?- 公元前1192年)南征。再对湖南和浙江两地的各三件器物略作测算。

[1]  盛定国, 王自明. 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 文物, 1986,(2):44-45

[2]  彭适凡. 赣江流域出土商周铜铙和甬钟概述.南方文物, 1998,(1): 43-57+127

[3]  吴学功, 李永嘉, 陈元甫, 蔡钢铁. 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 文物, 2007,(11): 25-36+1

[4]  彭适凡, 孙一鸣. 浙江温州市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考古, 2011,(9): 71-81+113

1   湖南宁乡在过去百年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青铜器，部分器物体型巨大、纹饰精美。

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同年在长沙遭炸弹而破损为二十余块，解放后经张欣如先生焊接修复；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边长52.4、高58.3 cm，重34.5 cm；亦说高58.6 cm 而重34.6 kg。以夏尺15.8 cm 计，边长三尺三寸过2.6 mm，高三尺七寸过1.6 mm(或欠1.4 mm)。如果能够测量方尊，想来可以得到更多的规整尺寸。

作为参考，故宫博物院藏商代后期亚(xu)方尊重21.5 kg，或出土于山东地域，适用商尺19.7 cm：高45.4 cm二尺三寸过0.9 mm，口径33.6*33.4 cm即一尺七寸(33.49 cm)，仅偏差1 mm。如此范铸精度表明古代冶师已经对青铜成形冷缩预作修正。 

人面纹方鼎或大禾方鼎1959年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高38.5、口长29.8、23.7 cm，重12.85kg。以尺长15.8 cm 计，通高二尺四寸半欠2.1 mm，口长一尺九寸欠2.2 mm，口宽一尺五寸整。口沿下方外侧宽一尺三寸即出沿为一寸；耳宽和高皆是五寸，而耳孔宽二寸、高三寸。下图为A4 页面宽度，尺寸线都是精确的。其他部位不再细说。 

重221.5 kg的铜铙王1983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现藏长沙博物馆。通高103.5六尺五寸半、铣口长 69.5四尺四寸、宽 48三尺半寸欠1.9 mm、壁厚 2.9 cm。下方甬即筒状圆柄长36.3二尺三寸、直径14.6九寸过3.8 mm(最小处为九寸)、壁厚 2 cm。 舞部素面无纹，长 56三尺五寸半、 宽37.7二尺四寸欠2.2 mm，偏差小于 1 mm 没有写出。又，甬长二尺三寸可分为三段，中间旋六寸，上方四寸、下方一尺三寸。与铙相关的名词较多，请参阅文[2]。

 古代冶师似已考虑青铜的成形冷缩，且可以判断内芯设计尺寸规整，如铣间内长四尺(43.2 cm)而鼓间内宽二尺七寸(42.66 cm)，钲腔底部长三尺三寸、宽二尺二寸。 

2     浙江温州之西南瓯海区杨府山2003年9月出土青铜礼乐器3件、兵器58 件。简报[3]称“墓主是西周中期越族的贵族”，而文[4] 分析青铜器形制和纹饰后 “断定这应是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南方系青铜器，时代应在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最晚应为西周早期”。不过，笔者初步测算礼乐器适用夏尺15.8 cm，并非商尺19.7 cm 或周尺21.5 cm.

铜铙通高47、铣间长35、于间宽21 cm, 重23.5 kg。线条图上相应长度似与数据相符，虽精度不明，仍可以对设计尺寸做出准确估计。 

基于重23.5 kg 可以判断壁厚约半寸0.8 cm。通高三尺欠4 mm，甬高九寸半或内芯一尺，上方内腔高二尺，中截面高二尺七寸；上方口横即铣间长二尺二寸(34.76 cm)，口纵即于间外宽一尺三寸(20.54 cm)而内宽一尺二寸。下方端面横向即舞长一尺五寸。 

圆鼎已明显锈蚀，通高31.6 cm二尺整、口径26 cm一尺六寸半欠0.7 mm、腹深16 cm一尺过 2 mm。口径和腹深数据精度不明。基于线条图测算：口内径一尺五寸(23.7 cm)、腹内径一尺六寸，耳高二寸半、宽三寸半，耳孔高宽皆二寸，纹饰高三寸，都是准确乃至精确的。

 无耳簋通高10 cm六寸半欠2.7 mm、口径19.1 cm一尺二寸欠1.4 mm、底径14 cm 九寸欠2.2 mm。通高和底径数据的精度不明，而线条图比例为1/5，似乎不能用于解读尺寸。

3   青铜器总是有尺寸的——以合适的尺件量测恰当的部位所得规整。不过，青铜成形后冷缩约1%，冶师制作泥范时只是可能对部分位置的尺寸预作修正；其手中尺件与尺长15.8 cm 或略有偏差；器物出土时已变形和损伤，部分经过修复乃至补配；文献给出的测量数据误差也有 1 mm。就此而言，上述器物的尺寸与规整数据相差2 mm ，真不必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