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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广泛报道,7月29日《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新闻发布会在首都北京举行,该报告首次面向全国发布国内各地区GDP质量。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质量排序中,居于前10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建、山东、辽宁、海南。居于后10名的依次是:江西、湖南、山西、广西、云南、新疆、青海、贵州、甘肃、宁夏。
面对这样的结果,媒体报道:报告主编牛文元对记者表示,直辖市(除重庆外)和GDP强省均位列前10名。但中部省份GDP质量排序处于一般位置,西部省份GDP质量排序位置比较落后。(«我国首次为“GDP质量”排座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07月30日)
看来各省市GDP的“强弱”与其“质量”高度相关。这样的“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无非证明GDP挂帅有其合理性。
有报道称:“报告通过数量维(发展度)、质量维(协调度)和时间维(持续度)三者本质叠加的最大化构成了‘GDP质量指数’”。笔者学识谫陋,不解数量维何以能测度“发展”,“质量维”何以能测度“协调”,“时间维”何以能测度“持续”?进而,由这三个维度如何生成“GDP质量指数”,这个指数又表征了怎样定义的“质量”?报道使用了一个神秘的术语“本质叠加”,既然是三个维度,必然各有自己的质,因而各有自己的量纲,又何以能相加?试问2厘米+5克+9美元是什么东东?
其实各类指数的设计均面对这一问题,其惯常处理方式是“无量纲化”,这本质上是一种数学游戏。表面上“无量纲化”可以使一个参数不再有单位,但这参数依然反映原来的质,一个长度参数再怎么“无量纲化”,也不可能与重量参数同质。将不同质的参数分别无量纲化后再“叠加”,是典型的自欺欺人。试问,这一类“研究”能得出什么“本质”?
各省市对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明显承担不同的职能,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就极少承担粮食生产的职能,虽然他们大量消耗粮食;湖南、四川、安徽承担了为沿海诸省提供廉价劳力的职能,结果却乏力建立起码的社会保障体系;胡焕庸线两侧的内蒙东部、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无疑在为东部涵养水源、阻遏风沙;西部延边各省则承担着国防安全的重任。无视这种功能上明显的差异,用同一个指标来给各省市排座次,合适吗?恰如一个人,心肝脾肺肾、眼耳口鼻舌,各有官能。对整体而言,重要的是各尽其职,心脏不管消化,眼睛不管呼吸,焉有一个“放之全身而皆准”的评价指标?
各省市明显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现实中,不管哪个产业,其产业链的最高端都在北京,结果北京成了所谓“总部经济”的魁首,连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都往北京扎堆儿。研究“总部经济”的赵弘,对总部经济有个深刻而精辟阐释:“发展总部经济关键是提升产业支配力,而不是生产能力。”换而言之,北京是老板与利润聚集的地方,不是原料、工友与废弃物聚集的地方,那种地方叫车间。将这种耗能、污染而利润薄的环节迁出去,是许多地方发展战略的关键,也是“总部经济”大行其道的背景。有个时髦的提法,称之为“腾笼换鸟”。如此一来,这里的GDP焉能不高?能耗焉能不低?环境焉能不好?社会服务设施焉能不完善?用“GDP质量指数”来评价,焉能不居首位?其他地区又焉能望其项背?恰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望着刘文彩的庄园,每年一担担谷子挑进去,一旦天有不测风云,还得指望人家发善心宽免一点,又焉能有“同场竞技,公平竞争”的心境?
《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以省级行政单位为评价、比较对象,这种行政定位将城市与大面积的区域混为一谈,试问,北京、上海、天津与四川、湖南、河南可比性何在?成都、长沙、郑州似乎可以挤入“总部经济”的赛场,四川、湖南、河南可以吗?
倒是研究“总部经济”的赵弘,将比较对象定位于35个主要城市,至少其可比性更强。将其结论与历年《中国科学发展报告》对比,饶有兴味。以2011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报告的排序看,前十位中除武汉、成都外,全是东部沿海城市,当然包括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而最后7个城市全是西部各省省会,紧排在它们前边的是海口、南昌、石家庄。可见这两项研究的结论高度吻合,所谓“GDP质量”,与该地在“总部经济”竞争中的地位高度相关。本来嘛,老板心宽体胖、打工仔瘦骨嶙峋;老板住高尚社区,打工仔只能当蚁族蜗居;老板品味高雅,打工者档次低下,其“GDP质量”当然判若云泥。
意识到“总部经济”与“经济发展质量”和“科学发展观”密切相关的,不乏其人,想挤入这赛场的大有人在。赵弘视野之外的韶关就是一个。2011年6月9日,韶关市人民政府发文(韶府〔2011〕41号),提出“关于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意见”,意见称:“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是提高我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韶关“加快总部经济发展”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功能,促进我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韶关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shaoguan.gov.cn/website/portal/html/002009/2011/86903_0.html)
可见“政府(哪怕是二、三线城市的政府)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学界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行文至此,忽发奇想,这两个研究团队何妨相互交流,探索一下其结论高度相关的因由。没准儿能得出一个惊人的发现,由此赢得经济学的诺贝尔或奥斯卡奖什么的。只是,这样的结果冠名为“科学发展”,总有些怪怪的感觉。其实也无所谓,“冠名权”已经是商品了,谁出钱多就卖给谁,天经地义,何怪之有?
2011年8月1日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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