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僚政治遇到了资本主义

----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轨迹

倭仁:“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1

洋务运动:“平中国”、“敌外国”?. 2

北洋时代：乱世枭雄... 8

从“国家资本”到“接收大员”... 9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14

从“隔世报”到“现世报”. 21

东亚大陆上，周代是典型的封建政治，周灭商后，宗室亲贵裂土封疆，只需对周天子表示效忠，封地之内，俨然独立王国，很像西欧的领主制。这种政治制度运行八百年后，中央衰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争夺中央权力的霸主们不得不考虑周王朝式微的教训，寻找新的方略，以防止诸侯坐大、危及国家统一。

楚武王熊通首创了郡县制，每得一地，不再分封亲贵，而是由中央派遣行政官僚管理。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自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群体。秦始皇选择郡县制，原本指望大秦江山万世不竭，没想到二世而亡，此后朝代更迭如翻烙饼；而推翻秦王朝的各路雄杰们，恐怕谁也没想到此后居然“百代皆行秦政制”。

民谚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秦政”从公元前221年一直延续到1911年，真可谓“铁打的营盘”；而指望“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皇帝们，从秦始皇到溥仪居然有270位，平均在位不到8年，真正成了“流水的兵”。在这样的格局下，行政官僚群体却“既寿且昌”，成为这片土地上事实上的主导政治力量。也可以换句话说，成了精英集团统治这片土地的主导模式。

官僚政治无疑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底色，这片土地上的统治精英在历史的试错过程中，淘汰、筛选出了这个最具适应能力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长寿，必有其内在原因。和一切政体一样，它也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的自然寿命取决于其抑制内部瓦解趋势的能力。史实告诉我们，王朝崩溃多因官僚群体聚敛无度，导致底层百姓无以为生，结果就是揭竿而起，四海沸腾。可见对官僚政治而言，抑制官僚贪欲的机制决定了王朝的寿命。而这一机制就是“儒表法里”。

很多人将“儒表法里”理解为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其实，“儒”推崇的“礼教”是一套行为准则。“礼”的适用对象是精英集团，所以“礼不下庶人”；礼的功能在于遏制精英集团的私欲，所以要“克己复礼”。

然而事实证明，自觉“克己”的人，在精英集团中总是稀缺的异类。绝大多数追逐官位的人，其所谋者无非“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使其循“礼”，不能仅靠其内在的自觉，必须有外部强制力，这就是“法”。法家主张靠“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分权制衡）、“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迫使官僚们循“礼”而行。而这套体制的运行，需要一个最高权威—皇权。

可见，“儒”、“法”关系的实质并非“儒表”、“法里”。“儒”其实是建立官僚群体的内在约束机制，而“法”则是对官僚群体外在制约力量，两者的“表”、“里”位置刚好相反。“儒表法里”之说不过证明了官僚群体对制约机制的态度：内在约束机制被他们视为对外标榜的口号，而外在制约力量才是他们需要从内心认真对待的。

历代开国之君从前朝覆亡的教训中都明白这一点，并在开国的奋斗过程中获得了运用“法”、“术”、“势”的资源与能力，故而能使吏治较为清明。然而，数代之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嗣君，见识与能力递减，而官僚群体却渐成盘根错节之势，渐渐摆脱皇权的制约，其私欲遂日益膨胀，直至搞得天下大乱，将社会拖入新的轮回。

当来自西方的异样文明敲开中华大门后，这个官僚群体感受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言）。面对变局，官僚群体展现了其卓越的适应与生存能力，而这种能力带给社会的，却是令人深思的后果。

除了清史研究者，倭仁是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但当时他的社会影响力绝不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下。

咸丰皇帝即位时，他上书讲吏治与用人：

“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发於事迹者易见。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乡者，君子也；依违两可、工於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弼、进忧危之议，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气数、不畏天变，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

用这个标准考察，今天不知有多少官员会汗流浃背。在叶尔羌帮办大臣任上，他就参劾叶尔羌回部郡王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当皇上要动工重建因火灾被毁的武英殿时，他偕徐桐、翁同龢上疏，要求“停罢一切工程”，要皇帝“勤修圣德”。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战争后，河南官民矛盾激化，倭仁尖锐地指出：“今日河南积习，祗曰民刁诈，不曰官贪庸；祗狃於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他直指“寇乱之源”在于“盖藏已空，州县诛求仍复无厌”。

显然，倭仁是传统文明的忠实捍卫者，深知精英集团的贪欲实为祸乱之源。事实上，倭仁先学王阳明心学，后皈依程朱理学。在道、咸、同时期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中，倭仁是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官场上众多人士不过是表面标榜，以图适应生存环境，谋取进阶而已。而倭仁却是自觉的维护、践行者。时人这样评价倭仁：“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

所谓“身体力行”，突出表现在他每天做“札记”，自省修养。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兴名臣”曾国藩。倭仁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亦照艮峰（倭仁字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在与弟书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如此道德化的正人君子，连皇帝都怕他，“倭仁素严正，穆宗尤敬惮焉”。两宫皇太后偏选他给同治当老师，“以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命授穆宗读”,可怜的同治皇帝。然而，后来暂短的“同治中兴”，焉知没有这位老师的功劳？

这种意识形态使他不可能理解海盗商人的“文明”，更不可能认为人家代表了“先进文化”。于是面对主张“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洋务派，倭仁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家族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死于咸丰十年。其后“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兵入京师，阖家死焉。”倭仁的四个弟子，道光乙未科进士陶恩培、孙铭恩、吕贤基、罗遵殿都死于天平天国起义，“先后殉粤寇之难，世称倭门四忠”。无论面对内忧还是外患，传统文化都被证明已经无能为力了。倭仁死时，翁同龢悲叹：“呜呼!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此时，无论“国家”还是“后学”，都已进退失据。官僚群体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以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历史证明，这个群体的演化、适应能力举世无双，然而，对社会的责任感似乎再也没有回到倭仁的水平。

“同治中兴”的干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后来的张之洞，切实体验到人家“长技”的厉害。这不仅是武器方面的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还有机动性方面的铁路轮船对步卒帆船；通讯方面的“六百里加急”对电话、电报。而这背后则是材料方面的钢铁对木材；能源方面的人力骡马对蒸汽机。再向深处探则是“格物致知”对“数理化”。用今天时髦的术语，是科学技术上的“代差”---一个时代的差距。让官僚集团从“天朝”梦中醒过来的，是冷酷的现实：“落后就要挨打”。

曾、左、李、张诸位俱是务实的干吏，即便如倾心道学的曾国藩也相信“实干兴邦”。都以巨大的努力要跨越这种代差。自19世纪60年代起，兴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江南制造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等。70年代后起更兴建起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8）、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天津电报局（1880年）、兰州织呢局（1880年）、唐山胥各庄铁路（1881年）、汉阳铁厂（1890年）等近代工矿企业。为了培养外语人才，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这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序幕。这样的“出身”，使资产阶级与官僚集团有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中国第一代资本家或者是前任、现任官员，或者是高官的幕僚，并最终成为官场中的一分子。一百年后，回顾一下其中几位代表性的人物，或许别有启示。

丁日昌

主持福州船政学堂的丁日昌，在考中秀才之后，屡次考试不中，被惠潮嘉道李璋煜聘为幕僚。后又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并由此走上了洋务运动的舞台。他的一生政、商兼备，既任过知县、兵备道、布政使、巡抚，又督办过广东厘务和火器，任过两淮盐运使、福州船政大臣。他由在任官吏推荐，而非通过科举“正途”步入官场，既当过政务官，又当过国企老总。

丁日昌的主导色彩是官员，而且是个清官。任两淮盐运使时，他雷厉风行从重处理走私漏税、瓜分营私等违法案件，任江苏巡抚时，清理积案27万多宗，在福州船政大臣的任上，他亲自主持审理福州船政局贪污渎职案，声震朝野，在福州巡抚任上，他曾亲率全城军民抗击两次百年罕见的水灾，不顾脚肿至膝，咯血不止，登城指挥。洪水稍退即筹款救灾，施粥施饭，赈济灾民。当他积劳成疾，获准退休时，闽省百姓高呼：“留中丞，活百姓!”

然而，作为官员，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官场派系斗争。当时朝中左宗棠和李鸿章在防务重点上有歧见。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丁日昌属李鸿章派系，为了牵制左宗棠的西征，丁日昌略施手段，将倾力为左宗棠西征筹款的胡雪岩，搞得倾家荡产。

盛宣怀

搞跨胡雪岩的实际操盘手，是比丁日昌年轻21岁的盛宣怀。盛宣怀的祖父是举人，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是进士，当过布政使，且与李鸿章有交。可见盛宣怀是个高干子弟。与丁日昌类似，盛三次乡试不中，从此绝意科举。1870年到湖广总督李鸿章幕府做了机要秘书，以其才干深受李鸿章倚重。史载，在洋务派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盛宣怀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业；在出任邮传部右侍郎时，该部主管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事务中，前三项皆为盛宣怀创办。而且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等等。

同时，盛在仕途上也步步高升。历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从地方一直干到中央。

不同于丁日昌的清廉，盛宣怀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为自己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官督商办”的政策为此提供了合法的途径。如湖北荆门煤矿“虽名为商办，实为官办，在商股名义下变为李鸿章、盛宣怀的私产。”（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通史（下）» p600）。1909年8月，盛宣怀以挽救轮船招商局为由，召开股东大会，将招商局由官办改为商办，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此举为招商局的主管部门邮传部复电批准：“本系完全商股”，而盛正任邮传部右侍郎。（见雷颐«晚清风云七十年»）于是名义上的官产就变成了法律上的官员私产。这一出中国式的MBO把戏，上演在近百年前，不能不令人深思。

盛宣怀死后，家业由其遗孀庄德华夫人接管，所管理经营的盛家产业，从上海、苏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汉，极为雄厚。庄夫人病逝后，盛宣怀指定的遗嘱执行监督人，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用了两年半才统计出盛氏财产，总额为银元1349万余两，除去应偿款项，净值1160余万两。

清廷诸公对盛宣怀多有褒扬，其中张之洞的评价最具特色：“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可见盛极长于搞关系，在“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环境下，想不发迹都难。然而成也关系、败也关系。当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铁路准归商办，四川商民据此自集一千五佰万两白银的股款，成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善于“联中外”、“联官商”的盛宣怀建议“借外债，修铁路”。清廷遂宣布路权收归国有，旋即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其间利害损益，一目了然。此举激起川人激烈反抗，掀起了著名的“保路运动”。清廷急调鄂军入川镇压，致使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得以乘机武装起义，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清史稿》对盛宣怀的评价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这样一个家族，在中国势力之大，难于想象。盛宣怀先后共有七房妻妾，生有八子八女。儿女们又各自与豪门联姻，互相依附，富上加贵，成为清末民初一支颇为庞大的家族体系。盛宣怀病逝后，葬礼极其盛大，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然而，这个家族的“官二代”兼“富二代”，绝大多是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鸦片鬼，老四更是花钱如流水，曾一夜间输掉一整条弄堂。

唐廷枢

在搞跨胡雪岩的实际操盘手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唐廷枢（字景星）。他由香港殖民政府翻译起家，在此期间，他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后来他接任怡和洋行买办，对怡和洋行的发展居功至伟，“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说，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可见一个得力的买办对外国公司在华业务的重要性。

当李鸿章对官办的轮船招商局进行改革，实行“官督商办”时，唐廷枢投入了李鸿章门下。招商局在唐廷枢的手中迅速扩张，甚至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财产，1877年占到在华轮船总吨数的36.7%。此外他主持了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的全过程，开平矿产量为当时所有官商煤矿之首。作为开平煤矿的附属部分，他还兴办了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他还参与筹办福建、台湾两地的洋务。

在国企工作的业绩为唐廷枢打开了官场晋升之道，从“同知”到“道台”甚至得到“堪备各国使臣”的保举。

经营国企为唐廷枢扩展自己的私企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依托招商局的业务，他的私企开展码头堆栈和轮船保险业务，先后创办长源泰、长发两堆栈及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依托开平矿务局业务，他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运销开平的煤炭。还试办之热河承平银矿，勘察的平泉铜矿和迁安铁厂，接办的广东天华银矿。

胡雪岩

胡雪岩从钱庄小伙计起家。太平军攻杭州时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他为总管，从此成为左宗棠筹办粮饷军火的臂膀，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他对朝廷最大的贡献是为左宗棠西征筹款。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

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朝廷曾授其江西候补道。他还被御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

这种官商的身份为其扩展私人资本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各项业务的“回佣”，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在前述向洋人借巨款业务中，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利息如此之高，可见实付利息与应付利息之间的差额（即“回扣”）之丰厚。

利用官商身份，胡雪岩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他的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

巨大的财富使其穷奢极欲，《胡光墉传》记载：胡雪岩修建“第宅园囿，所置松石花木，备极奇珍。姬妾成群，筑十三楼以贮之。” 胡雪岩姬妾成行，号称“十二金钗”，他象皇帝“临幸”一样，用“翻牌子”决定与谁共寝。他甚至强买民女，新鲜感一过就给银弃之。《见闻琐录》称他“凡买而旋遣者，殆数百人。”汪康年在《庄谐选录》中这样评价胡雪岩：“杭人胡某，富坷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迹迥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

丁、盛、唐、胡大体代表了“洋务运动”中官僚资本家的来源构成。丁日昌是个正统官僚，盛宣怀则是高干子弟、腐败官僚，唐廷枢来自买办而胡雪岩来自商贾。在洋务运动中他们都汇集到同一舞台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就这样在官僚政治的大背景下诞生了。这个阶级的主导者无疑是官僚，无论买办还是商贾，不依附官僚则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官僚则必须依靠买办与商贾，方可解决财政问题。这一特征有极顽强的生命力，考察整个近、现代史，经商而成功的，鲜有背后无官方背景者；为政而通达的，鲜有背后无提供财力支撑者。官商关系是理解近现代中国上层政经现实的要窍。

在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国经济通史（下）»中，对官僚资产阶级掌控的企业，充满了这样的记载：

“疯狂地购买洋设备，引用洋员。”

 “隔省官员挂名应差，支领薪水者甚多，而委任各员任意开销，浪费侵蚀，私囊日充，公款日亏。经人告发时，李鸿章又袒护亲信，案情不了了之。”

“每个高级官员均任用私人，冗官冗员均领高薪，工人工资极低，工作时间长，矿工得病不加医治，生活疾苦。”

“官场舞弊，层层盘剥，费用大，往往入不敷出。”

“效率低，浪费大，管理无能，资金短缺。”

“因内部腐败，运输又不便，开支浩繁，亏损甚大，经费发生困难。”

 “因用人不当，大肆挥霍，尚未竣工，费用即耗去4万余两，有买空卖空舞弊行为。”

受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刺激而兴起的 “洋务运动”有两个目的：“平中国”和“敌外国”。实践中，它开启了中国在制造业上众多的“第一”，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可见器物层面的进步并非难事，然而这样的进步却无法带来“平中国”、“敌外国”的结果。国内之乱在于精英集团聚敛无度。官僚资产阶级的现实表演适足证明：洋务运动不是遏止而是推动了精英集团的聚敛狂潮。这一则导致大众民不聊生，二则导致地方实力派崛起。结果一方面是流民四溢，一方面是“朝旨不出午门”。而一个孱弱的国度是无法“敌外国”的。甲午战败证实了“敌外国”之落空，“平中国”之梦则被满清覆灭及随后的军阀混战粉碎。“平中国”、“敌外国”之梦导致了“乱中国”、“附外国”的现实。

不知曾、左、李、张诸位的在天之灵，看到这样的成果，是否会想起倭仁的判断：“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是否会检讨自己当初的选择与决策？如果他们与倭仁的在天之灵一起，对这一枰“大棋”复盘，从中又能得出什么教训与启发？

而作为后人，我们在回顾此后的历史时，看到的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老官僚集团树倒猢狲散。代清而立的北洋政府建立了宪法、议会、责任内阁等一整套“现代政治体制”，披上了“先进文化”的外衣。此刻，盛宣怀的举动代表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选择。他竭力动员袁世凯出山，以扑灭革命烈火。并参与其调兵运粮。他认为袁“措置大局，举重若轻，实超秩乎汉、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而孙中山“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

袁世凯代表的政治路线是改朝换代。中国的官僚政治在这条道路上走了两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盛宣怀以历代开国皇帝为参照系评价袁，其背后的涵义是：官僚资产阶级将当前的乱局视为王朝更叠之机。

孙中山代表的政治路线是社会改造。这种事业前无古人，自然“有理想而无经验”。官僚资产阶级认为“不足与谋也”，证明这个阶级选择的是王朝更叠而非社会改造。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是重建官僚政治体系，成为这个新王朝的开国功臣，在这个旧体系、新王朝下，继续其亦官亦商的美好时光。

于是，在北洋政府这棵新大树下，聚集起新的官僚集团，其成员既有旧官僚，也有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兵匪一家、官商勾结的传统在新体制下发扬光大，新一代官僚资产阶级依然控制着社会。«中国经济通史（下）»记载了此间前清官僚、军阀在产业界的势力：

袁世凯的财政总长周学熙经营天津、唐山、青岛等处的新华纱厂。唐山启新水泥厂（即当年唐廷枢的“唐山细棉土厂”），耀华玻璃厂，还拥有不少企业的股票，启新水泥厂占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其父周馥曾任前清两广、两江总督，他自己最初在浙江为官，后为山东候补道员。

内阁总理靳云鹏主办有山东鲁大煤矿，京西大丰煤矿，山西正丰煤矿、山东鲁丰沙场、还投资于英航和其他企业。靳云鹏由前清“新建陆军”出身，为皖系四大金刚之一，曾任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浙江新军标统。

安徽督军倪嗣冲是天津裕源纱厂、寿丰面粉厂、丹华火柴厂、丹成油漆厂、宿县烈山煤矿和金城银行的大股东或主持人。倪嗣冲祖上三代皆为前清光禄大夫，自己由镇压义和团起家，在袁世凯手下总理北洋营务行营、发审和执法三处，后历任前清班道员、东三省民政司长、奉天提法使、黑龙江布政使兼巡防军翼长。因贪污被弹劾，清廷将其“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永不叙用”。

东北军阀张作霖拥有东北矿务局，其所属各厂矿几乎包括了东北全部矿业，直接拥有奉天纱厂。著名的张大帅以“胡子”起家，后接受前清收编，当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帮办。辛亥革命后他靠武力挤走革命党人，成了“东北王”。

皖系军阀段祺瑞是龙眼铁矿公司的大股东。段祺瑞从前清天津武备学堂毕业，曾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专意督办陆军各学堂，后外放任江北提督。

直系军阀曹锟由其四弟出面，是天津裕源纱厂的大股东和创办人。曹锟亦从前清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任前清新军右翼步兵帮带、第三镇统制。

此外，金融业大财团，不论江浙财团或华北财团，以至于华南财团，都有大官僚的资本在内（见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国经济通史（下）»P617--618）。当时的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如上海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其股东有倪嗣冲、王郅隆、徐树铮、吴鼎昌等权贵。大陆银行的股东有冯国璋、李纯、张勋、颜惠庆、傅作义、吴鼎昌、周学熙等人（见邹高«“中国摩根”陈光甫» 财经文摘 2010年 6期；李晓春«近代外商银行没落原因初探»阴山学刊 第21卷第2期 2008年4月）。

洋务运动的主导者是清末是握有军权的封疆大吏，在他们的把持下，官僚资本企业的经营管理，官僚专政色彩明显。名义上的国有资产，事实上控制在几个封疆大吏手中。这种体制为封疆大吏们遂其私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此后“官办”→“官督商办”→“商办”道路，事实上就是官僚军阀们靠MBO聚敛私产的道路。

满清瓦解后，这批军阀有枪、有钱，成了称霸一方的枭雄。此后中国半个世纪的分裂与战乱，实肇于北洋军阀。而洋务运动的一个明显历史后果，是为北洋军阀兴风作浪奠定了财力基础。而官僚资产阶级，在此乱世之中，内倚军阀，外投列强，肆意聚敛，了无顾忌，充分满足了“适者生存”的原则，成为那个时代的“最适者”。

北伐战争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标榜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其民生主义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其二是建立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

1949年前的中国，人口的90%以上在农村，无论从国民大多数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实现“耕者有其田”无疑是“平中国”的重中之重。然而南京政府计不出此，将“耕者有其田”的旗帜让给了共产党。南京国民政府溃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将多数国民的愿望拿来忽悠着玩儿。

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土改，有这样一条政策：“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结果国民党军队被包围后，他们的长官最害怕的喊话内容之一是：“兄弟赶紧过来吧，回家吧，你们家分地了”。这往往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投诚。（见邓琼等 «解放战争启示录：开战初期没人认为中共会打赢» 羊城晚报 2011-04-30）

南京国民政府回避“耕者有其田”，却热衷于建立国家资本。“建立国家资本”的思想源自孙中山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实际观察：

“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钱，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孙中山《三民主义》）

“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社会。”（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资本专制，其害甚于君主专制。”（孙中山《在广州行辕与各界的谈话》）

并预见：“欧美演此贫富悬殊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适剂于平”（转引自洪源：《孙中山传》）

“建立国家资本”正是他试图预防“资本专制”的措施：

“凡属于生产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其民权主义：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换而言之，只有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有”，国家资本才能“不为一、二资本家垄断渔利”。若国家政权为“少数人所得而私”，则国家资本必成为资产阶级“压迫平民之工具”。

然而，靠4.12政变掌权的蒋介石集团，依赖的社会力量是列强和江浙金融资本集团。1927年2月初，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就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打倒列强”两政策询问蒋介石。蒋的回答是：“穷赤佬怎么靠得住?”“洋人怎么打得过?”。蒋介石集团在这样的基本判断下，与列强和江浙财团建立了同盟。

1927年3月，虞洽卿即携带上海各国际银行及商会捐助的银票300万大洋来到南昌蒋介石行营，再次会见蒋介石并送交银票，同时议定了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保护各国银行利益的治安计划。

4月1日上海银行及商界再给了蒋介石300万元大洋银票，“四•一二”事变后，虞洽卿代表上海银行及商界于4月25日再给付蒋介石300万元大洋银票。

虞洽卿还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出面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同年10月和1928年初又两次由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4000万元。这两次公债多由上海外资银行商人阶级认购。（见何新«上海共济会银行界与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 http://1911.cn/bbs/thread-97656-1-1.html）

这样一个官僚集团，如何能承认工农的“民权”？于是以“训政”为由，用“官权”取代了“民权”。而虞、蒋关系表明，这个官权实质是哈耶克向往的“财富控制权力”。这“训政”从4.12政变一直训到1949年的大溃败，直到1988年蒋经国临终前，才宣布结束。这时蒋家王朝已近寿终正寝。

以“训政”治国的国民政府，建立国家资本的主要手段是没收“逆产”。

由于财政拮据，国民党政府根本无力兴建大型国营企业，虽然规划了一系列厂矿，大多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因资金不继，半途而废。真正属于国民党政府单独投资新建的国家资本企业，数量很少。国家资本的主要来源，是原有官办企业和商办企业。

南京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处理逆产条例》。将前政府官办企业、前政府官员开办或包含前政府官员股份的商办企业，均列为“逆产”，予以没收，包括清政府、北洋政府遗下来官营企业，包括直属中央的路、电、邮、航等交通“四政”，分隶财政金融系统的印刷局、造纸厂、铜元局、造币厂，属于城市公用事业的电灯厂、自来水厂，军队及国防系统管辖的造船厂、枪炮局、大小兵工厂，以及金矿、铜矿、油矿、其他厂矿，等等。

在前清和北洋时期，被官员们私有化的国企，也多以“逆产”之名没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被盛宣怀私有化的轮船招商局。南京政府成立时，法律上它已是私有企业，但事实上一直被官僚、政客把持。南京政府用了6年时间，软硬兼施，才将其归入国家资本体系。而涉及日资的原国企汉冶萍公司，由于日方的“严重抗议”，并派军舰到大冶扬威恫吓，历时多年，始终未能收回。（见刘克祥《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导言）可见中国官僚集团对失势的前官僚，连同依附于他们的商人，可强硬到将其扫地出门，而面对列强，却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经济体，配置资源的根本原则是利润极大化，而利润极大化的最有效工具是金融系统。换而言之，这个经济体中创造财富的是实体经济，而收获利润的却主要是金融机构。交易所出身的蒋介石集团深谙此道，虽然南京政府在创建工矿企业方面乏善可陈，主要依靠没收，但对控制金融体系却不遗余力。

1928年10月5日，国民党政府颁发《中央银行条例》，宣布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额定资本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足，11月1日正式开业，总裁宋子文，总行设于上海。中央银行除从事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外，还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

国民党政府经过8年的筹建、改组、扩充，最终形成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的“四行二局”国家资本银行与金融体系。国家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从1928年的3家，增加到1937年的9家，资本额从5343万元增加到18750万元，在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比重从20.5%上升到39.0%。（见刘克祥：《1927—1937年中资银行再统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在国民党兴建的大型企业中，最著名的当属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于1934年由刚从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卸任的宋子文筹办。中国建设银公司注册资本为国币一千万元，绝大部分资本来自于中央、中国、交通以及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十多家商业银行，只有少部分为个人投资。

中国建设银公司定位于“联合各金融机构而又高于各金融机构”以便“我国各银行及其他公司之合作及相互担任投资事业，并代理发行公司债与研究、调查各项范围较大之新事业计划”。在中国建设银公司的组织章程中，将其业务范围划定为：“本公司以协助并联同政府机关、中外银行及其他组织，扶持公私各类企业，发展农工商业，办理关于是项事业之投资及管理事务与信托公司之一切事务为业务范围。”

它的目的是，“不独能引起中外投资之互助与联络，且可使外人趋向于中国实业之投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使“无论外国各银行实业家及投资家”，都认为“本公司为扶助本国各项实业之唯一机关”。（《组建中国建设银公司史料选》，《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6期。）

可见该公司的特征有二：

其一，是个承担中央政府经济类业务外包的垄断性金融企业；

其二，主要目标在于向欧美招商引资。

事实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引进英、法、美资本进入中国铁路。路权问题曾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多年以后，宋子文在回忆他发起创立建设银公司的目的时说，“当时本人所注意之问题有二：第一，如何能在国人可以接受之条件，鼓励大量外资之输入，及如何获取外国技术管理之协助；第二为如何促进国内资本市场之发展。”在他看来，若“缺此二者，我国工业必不能有大建树之发展”。（《宋子文向中常会报告中银公司经营经过》，《大公报》(天津)，1947年9月19日，第1版 转引自郑会欣«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

当时列强都对中国的铁路有强烈兴趣，倾向欧美资本的宋子文排斥日资，引起了日本的警觉。日本人认为：中国建设银公司是“(国际)联盟——列强——中国亲欧美派合作产生”的经济组织，它是“平时经常嫉视反日的财界人物和银行”，“站在共同利害立场上创设出来的一个投资机构”，并指出建设银公司是“政府的代行机构”。表面上虽然是“中国人的公司，主导权却在列强”。（《中国建设银公司与其国际性》，[日]朝鲜银行调查课昭和九年(1934年)七月印行《九年调查》第25号 转引自朱荫贵«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形成的途径»）

日本人的观察是深刻的，中国官僚资本高度依赖列强，但受制于“国人可以接受之条件”，只好以民间的面目出现，“曲线卖国”。日本人的态度不过证明了蒋、宋倾向于欧美，汪精卫等人则倾向于日本而已。

官僚集团以国家资本的名义，从金融着手大肆聚敛，力图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严重挤压了社会各界的经济发展空间。在官僚集团内部，主管财经事务的核心官员分别把持各“国营”企业，据以发展出各自的派系。抗战期间的“统制贸易”为官僚集团大发国难财提供了温床。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资，但这些援助物资，被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资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资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资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资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写道：

“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

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这样的局面被国人称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经济学家马寅初指出：

“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马寅初《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

“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马寅初全集»第12卷）。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官僚借“接收”之名，行劫掠之实，前沦陷区民谣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时的“国家资本”成为一个个官商勾结、倚仗特权、牟取暴利的机构。为了遏制严重的贪腐，挽救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结果打到孔祥熙家族头上。真是“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权衡利弊，蒋经国刹羽而归。“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说不胫而走。

近年来，为了给蒋、宋、孔、陈恢复名誉，国内一些些学者主张：

“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

“不能将国家资本、国营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中应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而对于官僚的私人资本也要辩证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权利、垄断性很强的私人资本才能定性为官僚资本。”

并进而论证法律意义上的蒋、宋、孔、陈私产远低于传闻中的数量。（见李少兵等 «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 史学月刊 2005/2）

其实，在国民党政权败溃的现实面前，这样的“平反”了无意义。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或“国营企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全民所有”，都不是在缓和而是在强化贫富两极分化，因而都远离了孙中山先生建立国家资本的本意。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或“国营企业”，其实是官僚集团控制、掠夺社会资源的工具。正如陈自芳指出的：国有资本是官僚资本的“大家库”，官僚私人资本则为“小家库”。前者多采用超经济的行政手段，后者多以经济活动方式出现（见陈自芳：《论就中国官僚私人资本的扩张及其制度原因》，《北方论丛》1989年6月）。

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或“国营企业”属于官僚集团，其实际支配权取决于官僚们在权势斗争中的胜负。“国营企业”主持者走马灯似的更替、没收“逆产”事件接连不断地上演，只不过证明了官僚集团内部成王败寇的逻辑。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显然不是为官僚集团谋利的主义，其“国家资本”本意是防止资本专制，保护农、工大众。然而实践的结果，官僚集团自如地挥舞“三民主义”的旗帜，将官僚资产阶级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对不起，又来一个然而），官僚资产阶级的壮大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这个阶级遭到了历史的大清算，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对不起，再来一个然而），这样的大清算就能使官僚集团与官僚资产阶级消失吗？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指出：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十年后毛泽东还进一步谈到：

“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1959年12月—1960年2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在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们看来，政府控制了这些前官僚资本，就保证了现代工业为全民所有。这个构想背后的隐含假设是：新中国能有效地遏制官僚集团的私欲膨胀。对此毛泽东是充满忧虑的。就在这次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发出了著名的警告：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事实证明，毛泽东决非杞人忧天，当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城后迅速腐化，几乎就是历史的必然。1950年。上海市委就接到各区委反映，有关各地区来沪购物受骗、贪污、将公款私存私营行庄等事件，达十一件之多。其中情况较为严重的，有：

“太原煤矿购买钢丝绳，贪污一千万元，并受商人欺骗，以劣货抵充舶来品。

西北军区第三军运输处长徐飞，以五、六亿款项，化名分存私营行庄，经转告区行查出，而徐本人态度蛮横，强词夺理。

一野温同志来沪采购汽车材料，委托私人代办，商人以旧货翻新充数，本人则贪污腐化，住所不定。浙江制麻公司，中南区工商部，东北林务局等采购五金电器材料，均收取上千万佣金。

四野后勤卫生部到广协书局、商务印书馆买书，索取额外书籍，价值三十余万元。”（见毛泽东«中央关于同意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在上海设办事处的电报»1950年9月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到次年，此类现象已经严重到需要“清党”的程度：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毛泽东«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951年11月30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清理的结果，发现一大批官员贪污腐败，其中翘楚就是天津地委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官员腐败现象遍及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系统。以至于中央认为：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毛泽东«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1951年12月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可以想见，如果当年毛泽东不对腐败官僚如此施以霹雳手段，等待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必然是李自成的下场。正是张子善、刘青山们的死刑，告诫官僚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语）。此后，整整30年的时期内，群众对贪腐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多吃多占”之类现象上，官僚集团的贪腐趋势被长期遏制。严格自律成为风气，许多老干部临终时身无长物。

然而，官僚集团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本性极为顽强，这个方面不表现，必然表现在其他方面。

1951年国家调整了工资，但北京被服厂工人反映，“这次调整工资时，调整的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毛泽东«对北京被服厂工人来信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同年，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费。（毛泽东«在一封反映某些中央机关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的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同年，武汉发生市长吴德峰、副市长兼秘书长易吉光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事件。（毛泽东«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 1951年12月25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有机关生产的部门化大公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为的通病；财经机关掌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发生官僚主义，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损失；（薄一波«为报送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 1952年1月3日  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共中央中南局则发现：“目前机关小家当异常普遍，财产很大。中南一级机关各部都有，有些部处、科层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亿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中南各省也是省、地、县、区、厅、处层层都有，数目估计有二万多亿元，可能达到三四万亿元。这些小家当一般用于投资工业与手工业，补贴工作上的需要，补助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难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福利。但是，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也占很大部分。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的请示报告» 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北京市委则报告：“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而同时“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助学金。”（«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 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诸如此类的现象使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官僚集团高度警惕。反对官僚主义，缩小三大差别始终是毛泽东治国的重点。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主题在此者占大多数。而政治运动的底色是群众运动，这是共产党打江山的基本武器，也是毛泽东治国的基本武器。

当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用意都在于让政权落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手中，而不再为官僚群体所把持。孙中山、列宁去世过早，未能在实践中真正面对这一问题。斯大林执政30年，面对这个问题时，他的选择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实践上他仿效彼得大帝于1722 年颁布的“官职等级表”，制定了苏联的官僚等级名录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中国官僚集团的现实表现，让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路线心怀疑虑。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点评上。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其间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由于是内部讨论，不供公开发表，毛泽东讲得直白而坦率。

公有制的建立是否就保证了工农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毛泽东表示怀疑：

“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

《教科书》称：“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

毛泽东对此大不以为然：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

历史证明《教科书》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完全是书生之见，中、苏两国都出现了官僚集团资产阶级化的强烈倾向，最后都发育出了一个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

在对比中俄两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讲到：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仔细比较列宁与毛泽东，可以发现，列宁更在意某个社会群体在理论上“先进”与否。按照经典理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让农民破产，转化为“无产阶级”，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列宁解释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的失败时认为：

 “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革命战争时代的“左倾”路线，受此思想影响极大。而毛泽东更在意社会底层“大多数”人口的状态与意愿。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曾为郏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此后他多次强调这一观点。所以毛泽东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十分谨慎。

而列宁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就是农民，这占当时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生活艰辛、力求自给自足，受着官僚、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剥削。与他们为敌，等于与国家的多数人口为敌，将革命的合法性让给了对手，造成了十月革命后残酷的三年内战，以及随后不得不长期维持的“专政”。结果马克思构想的社会形态为斯大林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制）所取代，埋下了苏联从内部瓦解的种子。

《教科书》称：“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员间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页）

对此，毛泽东评论道：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显然《教科书》的作者是从理论、定义出发，以为建立了公有制就一切皆公，新的社会关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毛泽东则直面现实，看到了工人与干部“老爷”间实际存在的矛盾。

尤为深刻的是，毛泽东指出：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对劳动者而言是根本的权利。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将这些“最根本的权利”委之于他人，劳动者自己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由此，方可理解毛泽东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中最核心的有二：

其一是“鞍钢宪法”。

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而苏联体制建立在斯大林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制）之上。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其最大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一套管理办法。其核心特征是：实行“一长制”，依靠专家和规章制度进行管理，靠物质刺激提供动力。工会、党委成为厂长的附庸。厂长与工人的关系，有如猫鼠。这其实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体制无异。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汇报了鞍山地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情况，并提出要“继续彻底地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依靠广大群众办企业的无产阶级路线。”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部有别于“马钢宪法”的“鞍钢宪法”，此后“鞍钢宪法”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显然，“鞍钢宪法”试图从正面确立劳动者对企业的管理权，防止企业成为官僚的私产。

其二是“四大”。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部〈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1957年10月9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倡“四大”其目的在于“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从负面制约官僚主义的膨胀。

1966年，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发出《八条指示》，规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可见“四大”与官僚管理体制处于天然对立状态。

在1975年宪法13条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宪法甚至将罢工的自由列入公民权利之中。

传统的官僚政治，依靠“儒表法里” 制约官僚集团私欲的膨胀，这本质上是精英集团内部的自我监督。而靠人民的监督制约官僚集团私欲的膨胀，其实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共识。陈毅在《七古·手莫伸》中写道：“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在他看来，只有人民近在咫尺的监督，才能让官僚们“手自缩”。

毛泽东治国，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试图制约官僚集团的膨胀。无怪乎精英集团指责毛泽东是“民粹主义”：

“胡绳于1998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集中批判了毛泽东的所谓‘民粹主义’错误。同年的12月下旬,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请胡绳作报告。他在会议期间的12月26日的发言中,指责毛泽东在解放后一系列问题上‘受了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见孙学文、李建斌«关于毛泽东是否犯了民粹主义错误的争论概述» 党史文汇1》2000年第5-7期）

此文还历数了众多学者对毛泽东的所谓“民粹主义”的批判，更有人宣称“讨论和研究的意义在于,‘不要再犯恐资病,走回头路’。因为有些人不是‘从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总把眼睛盯着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使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同上）

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1982年宪法中就删除了75年宪法中关于“四大”和公民罢工权的条款。同时宣布“永远不搞群众运动”。摆脱了人民的监督，官僚集团迎来了他们的“春天”，可以自由挥洒而无所顾忌了。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个细小却意味深长的变化：相关文件中“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其潜台词无非是“官有”，否则，何需多此一举？回顾过去30年的历程，可明显看到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其一，工人群体从理论上的企业“主人”演变为法律上与“用人单位”签约的雇佣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几千万国企工人被“下岗分流”，国有单位就业占社会劳动者合计的比重，从1981年的19.15%降到2006年的8.08%，甚至低于1953年的水平（8.55%）。而2006年国有企业占到社会资产存量的41.73%。

其二，官僚集团的收入增加远超过平民百姓。上述过程使少数人占有的人均生产资料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导致国企内部平均工资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2011年5月9日媒体报道中海油员工人均年薪38.67万，而高管均薪更达460.5万，舆论哗然。事实上央企高管年薪上百万、上千万的早已屡屡见诸媒体。有好事的记者分析上市公司2010年1-6月半年报，更发现一批高龄退休官员以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身份，从上市公司获取高额报酬，如：

前能源部部长、前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毅诚，84岁，从中国神华领走22.5万元报酬；

前国家经济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81岁，从中国中煤拿走30万元报酬；

前国家煤炭工业局经济运行中心主任乌荣康；70岁，从中国中煤拿到30万元的报酬；

前电力部经纪调节司司长叶继善，72岁，从国电电力拿到7.14万元报酬；

前化学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谢钟毓，67岁，从中石化拿到24万元报酬；

记者还发现央企中的三大航“88名高管中有30人未披露薪酬，占比高达34.1%”

（以上见«央企薪酬真相 中海油高管均薪460.5万» 京华时报 2011年05月09日）

事实上，实施毛泽东坚决反对的高薪制，只是一小步。然而官僚特权的一小步却是社会演化的一大步。伴随着官僚特权的彰显，新官僚资产阶级开始公开发育。这一过程与洋务运动、北洋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并无质的区别，不过换了一批新的演员。

前辈官僚资产阶级产生于权力市场化。当官僚政治的内外约束机制尚起作用时，权力与市场绝缘，于是有倭仁、丁日昌的清廉。然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官场日渐腐败的大背景下，权力终将与市场携手，于是盛宣怀以“能人”的面貌登场，并赢得了举朝大员的盛赞。因为他长袖善舞，“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靠关系学为朝廷解决了一系列难题。然而，对朝廷而言，这一切不过是饮鸩止渴，它开启了官僚向资本家转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的核心机制就是权力市场化。

百多年后，权力市场化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规模上演。价格双轨制、倒批文、土地划拨、权钱交易、买官卖官、MBO、行政垄断、抓大放小、国有资产流失……充斥媒体，已是尽人皆知，无需赘述。这一过程中，聚敛财富效率最高的，无疑是与权力最接近的群体。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下，这一过程导致了两个讳莫如深的问题：

其一是“阳光法案”，早在80年代即提出的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至今无以立法。新疆阿勒率先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但有报道指：“一项对阿勒泰和新疆其他官员进行的‘官意调查’却显示，反对者竟占到七成，坚决支持者只有一成。”显然，官僚群体的集体抵制，是阳光法案从80年代搁浅至今的主要（如果不说是唯一）因素。

其二是顶级富豪群体的来源构成，至今没有官方正式的统计数据。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报》刊发了记者韩洪刚采写的报道：

“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

“高干子女占据了亿元户的91%”的消息立刻被网络疯传。一个多月后，人民网发布调查报告，援引权威专家，称此数据为“拼凑嫁接”、“以讹传讹”。然而没有回答真实的数据到底是多少。结果引起了更多的讥讽与嘲笑。关于“第一桶金”与“原罪”的争论，使官方的公信力几乎荡然无存。

这一过程直接反映在共产党的党员构成演化中。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从各方来源汇集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数据如图一：

图一：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资料来源：1993、1995、2000年数字，见《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1999年数字见《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年》第107页。2001年数字，见《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005数字来自全国工商联调查。（见李成瑞«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 200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课的讲稿）

注意，2000年后，这一比例发生了阶跃，而这期间正是所谓 MBO（管理层收购）肆虐之时。李成瑞指出：“这些资本家党员的来源，据调查，由党员成为资本家的，占78.6%（其中公有制企业变私有制企业的占43.4%，党员下海创业的占35.2%）；由资本家成为党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同上）可见党员资本家中，近八成原来就是共产党员。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远高于工人、农民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主要依赖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其结果是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西方文明入侵后，官僚集团表现出强烈的资产阶级化倾向，其结果是一个世纪的战乱。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们，期望代之以人民的监督，来防止官僚集团的怠惰、贪腐。随着这种监督虚化，迅速积累起来的后果，很难不让老百姓想起当年毛泽东那令人难以理解的判断：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官僚政治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色，这片土地上的统治精英在历史的试错过程中，淘汰、筛选出了这个最具适应能力的政治体制。当来自西方的异质文明带来了资本主义后，官僚集团表现出了高度的适应能力，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五权宪法”，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都能适应自如，甚至如鱼得水，将所有这些理论变成遂其私愿的工具。

传统官僚政治用“儒表法里”制约官僚群体的贪欲。这种制约机制一则依赖官僚群体的理想主义，信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则依赖皇权的绝对权威。而这两者都经不起时间的侵蚀，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衰败。自秦始至清止，这片土地上共出现过104个全国及地方性王朝。其中十六国时期的后匈奴王国寿命无考，有27个王朝寿命不足两年，其余76个王朝的寿命分布见图二：

图二：自秦始至清止，王朝寿命分布

在103个王朝中，只有约1/4的王朝寿命超过了50年。更有40个（38.8%）寿命不足10年，36个（35%）寿命不足5年。可见维持江山稳定之难。考虑到一个王朝前期的磨合，后期的衰朽，如果将寿命超过50年的王朝视为稳定续存过的王朝，那它们的平均寿命为123.3年。

发生鸦片战争的1840年，距清王朝定都北京（1644年）已有196年，超过了稳定王朝的平均寿命。事实上，史称“盛世”的乾隆后期，即已吏治败坏，贪腐严重。其典型代表就是著名的和珅。嘉庆为了澄清吏治，查处了以和珅为首的一批巨贪，包括漕运总督富纲、直隶司书王丽南、巡漕御史英纶、安徽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乾隆刚退位，川、楚、陕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到嘉庆十年(1805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又爆发天理教起义。清王朝就此盛极而衰，到清末更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变”。

传统官僚政治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入侵。西方文明消解了内在约束官僚集团的礼教，打垮了外在制约官僚集团的皇权。于是官僚集团从阿拉丁的神灯里拱了出来，与外来的利润极大化机制结合，成长为一头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怪兽----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资产阶级。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聚敛是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经济货币化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利润极大化机制的聚敛效率远高于历史上的土地兼并。而中国特色的官僚资产阶级，摆脱了内外制约，经济、权力手段两手抓，两手皆硬，其聚敛效率更是超群绝伦。历史上的聚敛往往需要数代人的过程，方能造成社会危机。人们称此为“隔世报”----上辈造孽，子孙遭报。“效率优先”的中国特色官僚资产阶级，无论洋务派、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面对了“现世报”----当世即遭到历史的清算。

史鉴历历，得无秫惕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