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心理学研究，应当深刻理解并且时刻谨记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的事实，不应特别追逐或者刻意放大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差异性不宜去研究。这样说，不是否定人类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特别是小的差异性，而是因为即使考察到这样的差异性，也往往是没有理论价值或/和实际意义的。

这里，根据我国心理学研究，特别是本科毕业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的情况，提示一些不宜去考察的差异性。

如果翻阅一般的心理学期刊论文或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尤其是问卷调查类的研究论文，那么，很容易看到检验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的结果。这类差异分析，表述往往很别扭，并且鲜有价值和意义。试看如下材料：

高二和初三学生的学习倦怠显著高于初二学生，初二学生的回避性显著高于高一和高二的学生，初一和初三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高二和高三的学生。

阅读5遍都不一定理解其中的含义，更不能明白作者这样比较的作用。比如，初二学生与高一、高二学生有何可比性？初一和初三学生与高二和高三学生有何可比性？他们之间有差异能说明什么问题？发现了这样的差异，对于学习倦怠、回避性、学业自我效能感，又能如何呢？

例如，对于学习倦怠来说，从理论上讲，无法解释“高二和初三学生的学习倦怠显著高于初二学生”这种现象——对于中学6个年级，为什么初二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相对最低？为什么高二和初三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相对最高？从实践上讲，面对这种情况，如何让高二和初三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降低？由于初三学生与高一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没有差异，那么，最自然、最可行的办法，显然是什么都不要做，只须等到初三学生成为高一学生就行了。同样地，高二学生与高三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也没有差异，从而，只须等高二学生成为高三学生，他们的学习倦怠水平偏高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如果是这样，前面检验学习倦怠的年级差异，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自找麻烦的——得到了根本无法解释的结果。倘若研究者只是提出“教师应当注意高二和初三学生的学习倦怠”一类的建议，那就愈加无关宏旨了。

由此可见，在心理学研究中，那些涉及自动获得的属性，例如，性别、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城乡来源、种族，是不宜考察它们的差异性的，因为即使知道了所研究的变量存在这样的属性差异，研究者和社会也不能改变相应的属性，从而，即使提出所谓的建议，也是不顶用的。当然，这些属性差异的背后，有其他一些真正起作用的因素，而探索那样的因素才是合适的。

另外，像社会经济地位这类属性，也是不宜考察差异性的，因为就是知道某些心理变量存在这样的属性差异，也是不能轻易改变这类属性的。显然，这里不是说要否定社会经济地位等的作用，相反，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属性明显影响个体的心理（Greenfield, 2014）。也正因如此，结论是确定的，再考察它们的差异，往好了说，能进一步增强相应的结论；往坏了说，则是有意无意让某些群体或个体在社会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还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学研究不应人为制造更多的似是而非的社会分类。即便像社会上广泛使用的说法也应谨慎，例如，所谓的“90后”“00后”，等。某些娱乐媒体，出于其他考虑，制造、炒作一些词语，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应当保持应有的边界，不宜随便附和或渲染。

最后，对于心理学本科生和研究者的研究，需要再次强调：不宜研究年级差异、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当然，若从事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则不在此列。

参考文献

Greenfield, P. M. (2014).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within countries produce variable cultural valu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 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