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二日回京之后,得知自己写的《纪念束星北教授诞辰100周年》博文引起许多“博客”的评论,有人还希望听到我的看法。
对此我完全没有看法。原因十分简单,我虽然相信束星北先生是一位能力非凡的杰出科学家,但我根本没有能力对束先生的科学上,特别是物理上的成就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判断。
更重要的,我根本不是因为束先生在科学上的成就而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我纪念他,完全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由此折射出的人性和我们的民族性格,我们从从中看到了或应看到什么,我们从中记住了或该记住什么。
当然,纪念束先生,还有个人的原因,因为自己过去的老师和同学的缘故。
十二月一日,在硅谷与律师和浙大代表团谈完美国竺可桢教育基金会改组之事后,参加了北加州浙大校友会举行的欢迎晚宴。晚宴上,看到了浙大代表团带来的11月30日出版的《浙大校友》报头版有《浙大代表团赴青岛纪念束星北百年诞辰》;代表团由浙大副书记王玉芝带领,而王老师恰好又是我读书时的力学系的党支部书记,曾多次作过我的思想工作。当晚还遇到几任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遵义毕业的老浙大校友,其中一位老学长还上过束星北和我的导师王仁东先生的课,后来去Stanford大学再上Timoshenko的课,都是在我学术生涯中有过很大影响的学者,真是小小的世界。
谨此作为我对热心“网友”们不是回答的回应。
祝大家心情自然、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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