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美籍华人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先驱王浩先生（1921-1995）去世十周年。多年来，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忆述与先生见面的情形和感觉。眼看2005年既将过去，只好放下手头的其它事情，提笔匆匆写下这篇文章，表示纪念和怀念。

  记得是十年前的夏天，我已在美亚利桑那大学任教。春季学期刚刚结束的一天，同事应用数学家Yakowitz教授约我一起去教工餐厅吃午饭。饭后，很少买英文报纸的我竟不知为何顺便在报亭买了一份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回到办公室，翻到报纸的讣告版时，我被一幅吸着烟斗的中国人头像所吸引，仔细一看，竟然是王浩先生的照片和讣告。我清楚的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除了为这样一位科学大师的逝世感到遗憾之外，还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感，为自己未能接受他的邀请去纽约拜访他而感到内疚。

  我是通过在纽约上州读书时的老师Robert McNaughton教授的安排与王浩先生见面的。读博士时我选了计算机理论作为副修，而McNaughton就是我的副博士导师，我跟他学过三门课：《形式语言（Formal Languages）》、《计算理论（Computing Theory）》和《定理证明（Theorem Proving）》。一次上《定理证明》课时，McNaughton提起机器定理证明和王浩传奇性的“一击七蝇（Seven flies in one blow)”结果：利用早期的IBM计算机仅用了几分钟就自动证明了Russell（罗素）与Whitehead（怀特海）花了十年心血在其名著《数学原理》中所证明的220条命题，以至Russell闻知后竟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我为华人有这样的成就感到自豪。在这之前，我已对王浩先生的成就有所了解，而且出国之前还买过一本王浩先生的《Popular Lectures on Mathematical Logic》中译本，但直到出国时也没有读完，更不知他的具体成果是什么。课后，我向McNaughton提起自己曾读过王浩先生的书，问他认为王浩先生到底是数学家还是哲学家。McNaughton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告诉我当他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时，王浩就是哈佛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了。更加巧合的是，几天之后，McNaughton告诉我王浩先生就要来我们学校参加会议并访问他，问我是否有兴趣陪一下王浩先生。我听了十分高兴，自然答应下来。

  记不清是1989年还是1990年的春季，会议的名称也忘了，但记得是关于社会哲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的专题讨论会。会议是在我校的CII（工业创新中心）大楼的二层演讲厅举办的，好像参加的人很少。休会期间，我带着王浩先生看了一下CII附近的校园，但多数时间是站在CII报告厅外面的阳台上，一边看着楼下绿绿的美式足球场，一边随随便便的聊天。

  可能是年少气盛，更可能是无知胆大，当时自己丝毫没有任何在同一位大师谈话的局促感。王浩先生更是朴实的有些出人意料。他的穿着完全是一幅刚刚从国内来美访问的学者派头，不知者根本就无法把他与近50年的西方生活经历联系到一起。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穿的尼龙袜子，因为这当时在美国几乎买不到，有的只是线袜或者毛袜，尼龙袜子只能是从国内带过来的。我对此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我来美时带了许多尼龙袜，老同学见后笑我无知：一是这里已少有人穿尼龙袜，二是尼龙袜不像线袜一样吸汗，对脚不好。我后来发现事实果然如此，也就把带来的尼龙袜都扔掉了。王浩先生的穿着当时就给了我小小的震动。回想起了，或许是先生思乡心切，故意如此。对比当时年轻留学生中普遍的崇洋思潮和行为，差别太大了。

   交流中我知道先生是济南附近的人，在济南读的中、小学，抗战时西南联大毕业，父亲曾是他的校长（后来得知王浩先生的父亲是民国初年号称"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的王祝晨老先生）。我告诉他我也是山东青岛人，不过祖籍是浙江金华的东阳，他马上说他在清华的老师金岳霖也是金华人（不过好像金岳霖是湖南人）。他还告诉我McNaughton是他在哈佛的学生，我一边忙说那您就是我老师的老师，可惜我对哲学半点也不懂，一边奇怪为什么McNaughton从未提起此事。我告诉他我曾读过Thomas Kuhn（库恩）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中译本，结果是这本书打掉我心里对纯理论研究的神圣感，从而决心从理科的研究转为工科的研究。我还告诉他我试着读过他的《Popular Lectures on Mathematical Logic》，但读不下去。对此他说了许多，大意是库恩不是哲学家，用的也不是哲学思维，更接近科学史家的思想，所以哲学家才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新”思想。至于他的书看不懂，是对的，因为是在一般介绍性的讲座稿基础上完成的，不应作为研究性著作去读。

   当时先生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使我终生也不会忘记。我向他介绍了我的研究是智能控制，是一门刚刚开始的研究领域，并告诉他我认为数理逻辑应是智能控制的基础之一，并希望从逻辑编程（Logic Programming）来统一整个智能控制过程，只是还一直没有找出一条自己也能够满意的路。我还告诉他当时的苦恼，因为觉得从事这项研究的头面人物都像是在从事“玄学”研究，空话、大话讲的太多，到具体的内容就没有了，不少学派就像不同的宗教一样，凡事都到“上帝”那里去，连批判也无法批判，其中也包括自己导师的一些观点。听着听着，王浩先生随口说了一句"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当时我脑袋真有一亮的感觉：这岂不是对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绝妙的数学式回答。我居然忘了这是对我烦恼的解答，忙说太妙了。王浩先生却告诉我这是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的名言。

  但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们分手前的一幕。这一幕，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深但说不清的“恐慌”感或“阴影”，使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读平时喜欢的哲学书籍，也是后来去纽约市时没有按约去拜访先生的一个原因。此事起因是谈话中我突然提及当时《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一书在我们实验室学生中十分热门，我也买了一本，但还没有时间读完。没有想到一提Gödel（歌德尔），先生就再也没有停下来。他告诉我他已写了一本关于Gödel的书，现在正在写第二本，希望早日完成。后来才知道，第一本就是《Reflections on Kurt Gödel》，完成于1987年；第二本是《A Logical Journey: From Gödel to Philosophy》完成于1995年，之后不久先生就离世了。当时先生谈Gödel时说的话，我基本没有听懂，只记得他与Gödel有许多通信，但这不全是因为我当时对Gödel知之不多的原因。特别是渐渐地谈话成了他自己的自白，最后干脆成了他背朝着我的自言自语。我一时不知所措，甚至怀疑起先生是否神智清楚，只好站在一旁不动。其实尽管先生当时行动有些慢，但身体看起来还好。几分钟后，McNaughton来找我们，才打破僵局，一切好像又都正常如初。分手前，先生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约我去纽约市时去看他。 

  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一幕。当时只觉得作一个大哲学家太奇怪甚至太“可怕”了。我曾把当时情形向自己在物理系的几个好朋友说起，因为我们在一起时也会谈一些“玄妙”的东西。我“警告”他们：如果你还想正常生活的话，将来千万别去研究哲学。现在回忆起来，或许是先生太致力于Gödel一书的写作和研究了。先生对Gödel可谓用心极深，而且于1987年带头组织创立了“哥德尔学会（The Kurt Gödel Society）”，并任首任会长。 

  遗憾的是，我至今也无法查到“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的确切出处。与王浩先生分手后，我曾立即去校图书馆查Wittgenstein的著作，却没有找到这句话是在哪里说的。但在找的过程中，Wittgenstein的生平和他编号式《论语》般的《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最后一句话：“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却给了我深深的印象。当时我的感想是：看来哲学家都是“怪物”，居然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和俘虏营里也能写下如此“深刻”的东西，而且什么让人不清楚就说什么，什么让人不明白就做什么。不过，之后不久我做了一份研究智能控制的“五年”计划，计划书的第一页只有一行字：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自己都觉的莫名其妙。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自己理解了这句话，后悔当时没有向先生问清楚他是如何理解的。今天，我只是把这句话作为一种随遇而安为所有的事找理由的态度而已。 

  从自己与王浩先生的相见到得知其逝世的消息，如象都是冥冥之中的巧合。我内心十分敬重先生的成就，一直认为他是华人在数理逻辑和人工智能方面成就最大的人，也是上一世纪全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学者之一。1983年，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与美国数学会共同将首届“里程碑奖（Milestone Award）”授于先生，可谓名至所归。希望今后还有更多的王浩式的真正学者出现并挺立于世界科学之林。更希望国人能记住王浩先生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共和国成立之初，身在剑桥教书的先生就公开发表演说表示对新中国的支持，以至后来做不成台湾中研院的院士。1972年先生首次回国时曾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还特别提起此事。回美后，他曾攒写了许多文章，赞美新中国，并为此受到了许多攻击。希望国人早日写出一本王浩先生的传记，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谨以此文表示对先生的深深怀念。 

本文发表于2005年《复杂性与智能化》第1卷第2期，2006年《海外学人》第2卷第1期和2006年2月9日《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