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是无耻的温床：学术界每年向国外进贡数十亿论文版面费

               杨学祥

中国学术界每年向国外"进贡"数十亿的论文版面费

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任胜利最近在科学网发文指出，我国作者2015年支付SCI收录OA期刊的论文发表费约为4.5亿人民币。

近年来我国学者发表OA论文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已使我国OA论文产出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国，其中缘由很值得思考。我国SCI收录OA论文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很多OA期刊的质量控制相对更为宽松和我国的研究评价中强调论文发表数量有关。某些OA期刊为尽量多地发表论文以收取更多的APC，学术质量控制甚至流于形式而沦为“掠夺性”期刊。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作者在声誉较差、影响力较低的OA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更多。例如，出版地设在埃及的Hindawi出版公司出版的系列期刊稿件录用率很高，学术质量控制和学术声誉备受学界质疑，我国作者2015年在Hindawi的11种SCI收录期刊中发表论文10179篇，占这11种期刊发文总量的44%，占当年我国在SCI收录OA期刊所发表43581篇论文的2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8899&do=blog&id=1004194

网友杨明伟早在2015年就指出，学术界每年向国外"进贡"数十亿的论文版面费。国际科技论文被视为一国科研实力的象征。然而，今年３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社撤销４３篇论文，其中４１篇来自中国。８月，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１０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６４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１０月，拥有《柳叶刀》《细胞》等知名学术期刊的出版巨头爱思唯尔撤销旗下５种杂志中的９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中国论文为何被撤？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随着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被撤论文作者单位进行的调查，一条代写、代投、伪造同行评审的国际论文“一条龙”服务灰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这是国际论文，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近十几年来，国际学术界，出版界自发开始一场名为“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的大变革运动。“开放存取”有别于传统的付费订阅的出版模式，是在互联网背景下，采用开放出版资源，数据库，让所有用户免费下载传播的出版模式。比起传统模式，这种新型的出版模式有许多明显的优势，使得投稿，出版，传播更为便捷。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国际上有上千个开放存取出版社诞生！许多传统的学术出版业巨头，比如Nature， Springer也开始拿出部分期刊实行开放存取。

但是，目前绝大部分开放存取出版商都采取作者付费（版面费）的模式，这恰恰迎合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发表论文的巨大需求，从而产生一个巨大的利润（论文版面费）空间，几乎所有大型的开放存取出版商一开始就罔顾学术水准而追逐暴利！甚至连Nature出版集团, Science 集团，Elsevier集团等老牌学术出版商也加入这场捞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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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低水准接受，后是高调门撤稿，国际期刊名利双收，中国科技界赔了夫人又折兵，名利双失。这是谁之过？？？

无知是无耻的滋生温床

网友杨文祥最近指出，无知，是人类文明的起点，而无耻，则是文明的大敌。无知并不可怕，只要智力健全，经过必要的学习，就可以变为相对有知。真正可怕的是无耻。

无耻可以不惜用自己先天的人性与良知，来换取金钱、美女甚至权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在物欲横流的今日中国，无耻之徒的队伍不断有“新鲜的血液”涌入，日益壮大。

无耻的可怕还不仅仅于此。若有无耻之徒“业精于勤”，在无耻这一点上刻意追求“精益求精”——不断学习，继续学习，终身学习，以求“学无止境”，不断“深造”，其结果，就只能越来越变得更加无耻，直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这种无耻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利用自己用无耻所得到的包括金钱、权力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来愚弄大多数无知的人，力图使这些不幸被其愚弄的人们变得彻底无知，永远无知。

中华数千年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一两百年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惨不忍睹的民族衰败史，就是一部凝聚着无量血汗和泪水的中华民族的苦难史。

而隐秘在这重重苦难背后，造就这苦难深重的民族命运和历史悲剧的元凶，就是张维迎教授所指斥的“少数人的无耻”。

而多数人的无知，则在无意识之中，成为了“少数人的无耻”的帮凶。

这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无知，造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悲剧————

正是我们自己的无知与愚昧，使得少数人的无耻得以得逞，一次又一次地酿成了整个民族生灵涂炭，文明倒退的历史灾难。

21世纪是工业和后工业文明不断走向信息文明，信息文明建设逐步展开并不断走向深入旳世纪。

信息文明是构筑在信息自由流动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人类社会在知识-技术-思想-理论-制度-文化诸方面全方位的不间断地创新而形成和实现的人类文明形态。

这样，在信息文明的历史条件下和信息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中，由信息贫困造成的愚昧、由愚昧造就的无知和由于“多数人的的无知”所成就的“少数人的无耻”的生存空间必将日益萎缩直至走向消亡。

人类理性和智慧的提升，无知与无耻现象的绝迹，这不但是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是世界潮流的主流和基本方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96942-1004179.html

学术期刊利用管理部门和公众的无知，大肆圈钱捞金，其行径比政客说谎更无耻。

利用科技造假来维护商业利益的行径比政客更无耻

林贤祖撰文指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办好哪怕一个学术期刊都是相当不容易的。首先创办者要有很深的学术背景学术人脉，才有可能召集一批相当有学术影响力的编委，这本身都是很困难的。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如何召到稿源就更加困难了，这往往采取约稿的方式，另一方面不得不降低录用门槛。所以刚创办的学术期刊都要经历稿荒的困境。等到若干年后期刊有了一定名声了有了稳定的稿源后才可以慢慢地提高录用门槛。如果一个学术期刊能用二十年的时间成为一个比较受学术界认可的期刊那就算非常成功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学术和商业结合的出版模式很困难，学术可以等二十年，而商业却要求立刻得到利润。

BioMed Central,2000年创立，到现在才15年时间，居然有277个期刊，Hindawi,1996年创立，到现在才19年时间，居然有四百多个期刊！如此疯狂扩张，从学术角度看，简直是胡闹，瞎搞！还有Plos出版集团最大的期刊 Plos one ，一年发表3万多篇论文，甚至明文规定只有没有学术道德问题，来搞不拒。你指望这样的期刊能有什么水平？Plos 虽然自诩是非营利的，但有证据表明并不是这样的，而且牵涉不少学术道德问题（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5/319476.shtm）。

目前Plos one和Hindawi出版社已经被国内许多学者签名抵制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39c35e0102vg5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5582-655957.html）。

赤裸裸的论文版面费暴利

以Plos，  Hindawi ，BioMed Central为代表的国际出版商打着开放存取的名义（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文章，根本没人去看），直接瞄准中国和其他亚非市场，在中国和亚非国家设置办事处，铺天盖地的拉壮丁式的群发邮件征集所谓的“期刊编委”，许多中国人热衷于“国际学术期刊编委”的身份，纷纷自愿为这些出版商效力，尤其是Hindawi出版社，几乎每个国内高校都有人在里面担任期刊编委。此外，这些出版商还和许多论文代写代发，论文语言润色中介机构和学术掮客合作，甚至一条龙服务，十分周到！

由于今年初我曾发起签名抵制 Hindawi  出版社，所以有做过统计，得到的结果是中国人一年在 Hindawi  出版社消耗的版面费（科研经费报销）可以高达一亿人民币。BioMed Central出版社更黑，平均每篇论文的版面费是Hindawi的两三倍。至于Plos one ，虽然每篇论文版面费1490美元，但这个巨无霸期刊一年发表3万篇论文，除去减免的版面费，估计单单这个巨无霸期刊一年收的版面费就可以高达2亿人民币！这其中中国人的论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中国，一个“学者”在plos one 上发表几十篇论文已经是新常态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出版商的运营成本：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这些出版商都是采用网络运营模式，绝大部分期刊没有纸质版，所有的运作，投稿审稿录用都是靠电子邮件完成的，编委和审稿人是免费服务的，我实在想不出它需要什么成本！

在如此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传统老牌的学术出版集团也纷纷加入了捞金的行列！比如Nature出版集团近年来刚刚创办的几个开放存取期刊，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Scientific Reports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cientific Reports和Plos one 一样是来搞不拒的烂期刊，但每篇论文版面费高达一万人民币，每年发表的数量不断攀升，现在一年有将近一万篇了，也是一个巨无霸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 更夸张，一篇论文版面费高达3万多元，也是接近来搞不拒。这些期刊完全是依仗《nature》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就曾经呼吁抨击过（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6/265044.shtm）。许多人向这些期刊交钱发文章后，利用《nature》的招牌，在国内大肆吹嘘“重要结果发表在nature子刊”，这些号称nature子刊的期刊，其实中国人编委和中国人文章占有相当的比例，比如Scientific Reports上中国人的文章已经占将近4成，估计2015年中国人单单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文而缴纳的版面费奖就可以高达几千万之多。

许多大型出版商纷纷效仿PLOS ONE和Scientific Reports的敛财式的运营模式，推出一个个巨无霸期刊：比如Hindawi的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Springer的SpringerPlus。。。。。。这些期刊上，中国人的文章成堆成堆的出现。。。。。。。对于那些急于毕业，评职称的高校师生，这些捞金的期刊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以上所举的出版社只占国外出版业的一小部分，如果再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国外出版社，保守估计中国学术界每年向国外“进贡”高达数十亿元版面费！”

杨明伟小结

1、基本认识：国外期刊也是鱼目混珠，高水平期刊我们要承认，但还有更多纯粹是商业驱动的期刊，捞金期刊；

2、国内的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以及不健全是导致这种畸形现象的主要原因。各种压力逼着科研人去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不真正的改革，很难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现象；

3、国家对中文科技期刊建设应重视起来，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据报道我国每年产出数百万篇学术论文，90%以上的高水平论文投向了国外期刊。

4、正确认识这一问题，也不应抹杀我国学术水平的真正提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7月8日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4》显示中国的SCI论文（进入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引文索引类刊物的论文）数量已经达到21.3万篇，中国高被引论文（同年度同学科领域中被引频次排名位于全球前1%的论文）也突破1.2万篇，占全球总量的10.4%，仅次于美、英、德，排在全球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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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发论文不是科研终点：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已有 1232 次阅读 2014-8-8 20:44 |个人分类:学术争论|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论文水平实践检验首发权科学争论    推荐到群组

发论文不是科研终点：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杨学祥

赵展慧最近指出，发论文绝不是科研的终点，而应该时刻牢记自己的科研出发点是解决科学问题。

我在2010年11月11日指出，世无伯乐遂使驽马成名[2]。用简单的影响因子来评价文章的科学价值，这是外行评价内行的一种懒人的办法。中国的典故“按图索骥”是对这种办法最形象的批评。在跟风趋利的科学界，按图索骥已经国际化。科学的创新精神被淹没在滚滚黄金的趋利浪潮之中。美国生理学会执行主编马丁·弗兰克说的好，“我们都成了影响因子的奴隶。”

刊物本来是科学论文的载体，它是为科学的传播服务的。现在，科学的奴仆变身为主人，人们不是追求科学论文中的科学精神，而是祈求著名科学刊物的权威和灵光。即使是一篇平庸的文章，一旦被著名刊物录用，立刻就身价百倍，奖金和项目就会滚滚而来。著名刊物成为文章价值的评价尺度，按照这种尺度，哥白尼的日心说、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和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就会永远被人遗忘，它们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中默默无闻，而著名刊物仍在高谈阔论科学精神。正如英国胡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生物统计学教授阿兰·内维尔（Alan Nevill）所说，“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学术界已经被这些引用数字勒索绑架[1]。”

科学的第一原则是公平，如果文章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同（刊物本身影响力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这不仅说明当前科学评论界的低下水平，而且会导致文章作者为在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不得不阉割文章的创新灵魂。有些科技论文的作者为了引起刊物编辑和评审人的关注，放弃小刊物上的原文作者的论文引用，转而引用著名刊物上的第二手资料，使科学的首次发现权受到损害。事实上，大刊物和小刊物、洋刊物和土刊物的版权都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大刊物和洋刊物决不能因为自己的影响因子优势而否决小刊物和土刊物的首发版权，否则，这将使抄袭和垄断成为合法之举。否认小刊物创新文章的学术水平，只能说明相关学术评价机构缺乏专业水准，他们只认得论文的出身证书，不会鉴别论文的科学性。按图索骥已经成为国际化的流行趋势，科研管理机构和刊物编辑评价机构的行政霸权已经开始压制科学的创新，蚕食科学家的灵魂，用科学常识垄断科学界。

滕吉文院士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的崇洋媚外是客观存在的，即一愿意向外国投稿，二愿引外国人的文章，就是有同类的中国人的文章，哪怕其资料与论述还较外国人全面一些也无人问津，似乎引外国人的文章表明水平“高”，引中国人文章则表明水平“低”。这种现象已决非个别或少数，而是占有了相当比例。这在学术上也反映了少数人的民族气节与学术品德。外刊发一稿，刮目相看。跟着来的是又给项目，又给“官”做[3]。外刊似乎变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来，中国人比外国人更迷信影响因子和外国著名刊物。名牌刊物《美国医学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编辑迪安吉利斯（Catherine D. DeAngelis）叹息许多科学家认为如果自己的文章不能在顶尖刊物上发表就是失败的现象。他批评现在的文化，说“影响因子已经异化，有些影响因子低于名牌刊物的刊物非常好，完全适合好的科学家在上面发表文章。”外国人的观念开始转变，有些中国人的观念为什么还继续停留在外国人的“初期阶段”？

事实上，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仅仅具有即时的参考意义。放弃实践的检验标准，把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当作检验论文科学性的实际尺度，这是源流倒置和舍本逐末，完全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和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而在于经得起长期实践的检验。

真正的科学家不会为了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而放弃自己独立的科学观点，只要理论是首创的和真实的，何必要为影响因子和著名刊物发愁？科技期刊和科技行政管理机构应该是科学家的后勤部而不是司令部，让科学家真正成为科学首创的主人。

孙林海和赵振国在2004年指出，我国温度存在着大约30年左右的冷暖交替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上世纪20年代以前是冷周期，20年代到40年代为30年左右的暖周期，50年代到70年代又为30年左右的冷周期，80年代后又转入一个暖周期。近10多年来，我国正处于“暖背景”下，在“暖背景”下，绝大多数年份都会出现暖冬现象[4]。赵振国在2003年预言，5-10年后将进入冷周期。我国气温变化和拉马德雷周期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这一预言已经被证实。由于该文没有发表在国际名刊上，国内外气象界至今未给予正确评价，更谈不上应用和发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382534.html

我国温度存在着大约30年左右的冷暖交替周期的论断已经被实践证实，11年前的相关科学争论已经落下帷幕，主流气象科学家也承认全球变暖中断16年。但是，孙林海和赵振国的论文和观点却被人遗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308222.html

中国缺乏科技创新，原因就在于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理。跟风善变，依附权贵，是获得名利的捷径，追求真理和真实已经沦为一钱不值。为了牢牢把握住决定权，中国科学的主流派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断地将自己反对过的正确观点攫为己有，使创新观点中途夭折，回归到他们的保守轨道。如果以科学观点首发权来评定科学水平，这种以假乱真的现象就不会出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818144.html

自毁长城：错误鼓励政策导致国内科技期刊前途暗淡

已有 949 次阅读 2014-11-21 19:15 |个人分类:科技点评|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科技期刊鼓励政策自毁长城    推荐到群组

自毁长城：错误鼓励政策导致国内科技期刊前途暗淡

“我国每年产出数百万篇学术论文，90%以上的高水平论文投向了国外期刊！”前不久，在中国科协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第十届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发言语惊四座。

我在2010年9月17日指出，高质量科技论文的外流是科技激励政策的失败，是自毁文化科技长城！！！

中国需要自己的高水平科技期刊，要努力争取，而不要妄自菲薄，要从无到有，而不要助纣为虐、甘拜下风。

中国的一星两弹是在外国势力阻挠和封锁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科技发展不能等待外国势力的恩赐，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

大国之争，文化先行。千年底蕴，筑就长城。亡我之心，古今相同。谁是罪人，后世说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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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需要公平的环境而不是王冠

已有 2397 次阅读 2011-10-8 14:51 |个人分类:科技点评|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科普创新公平科学争论    推荐到群组

科学需要公平的环境而不是王冠

     杨学祥                                              

  科学的历史是一部少数人征服多数人的历史，是独到的真知灼见突破科普常识的历史，因为创新总是从少数人开始，从对科普常识的质疑中产生。如果科普知识永恒正确，科学就不会继续发展。

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因发现准晶体独享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谢赫特曼于1982年4月8日首次在电子显微镜中观察到一种“反常理”的现象，他们当时所观察的铝合金中的原子，是以一种不重复的非周期性对称有序方式排列的，而按照当时的理论，具有此种原子排列方式的固体物质是不存在的。因此，谢赫特曼的发现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发现“准晶体”后，谢赫特曼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他的同事，但一切均徒劳，没人认同他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被要求离开他所在的研究小组，他的论文也没能逃脱被拒绝的命运。“胡言乱语”、“伪科学家”，当30年前谢赫特曼发现“准晶体”时，他面对的是来自主流科学界、权威人物的质疑和嘲笑，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准晶体”违背科学界常识。

1984年，论文终于得以发表，也立即在化学界引发轩然大波。一些化学界权威也站出来，公开质疑谢赫特曼的发现，其中包括著名的化学家、两届诺奖得主鲍林。近30年后，勇敢质疑“常识”的谢赫特曼终于获得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认可[1]。

谢赫特曼的遭遇并不是特例，而是重大科学发现最常见的历程。事实上，许多科学创新的惊世之作，非但没有在著名刊物上发表，而且长期遭到当时名人的压制与批判。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等等，莫不如此。在科学家与宗教、政治联姻的年代，科学创新要付出血的代价，科学的守旧派借助于神权和政权来清除不同的学派和创新学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教皇对伽利略的审判。

尼古拉．哥白尼，是波兰天文学家。他在1533年完成了《天体运行论》这部巨著的初稿。1542年6月，《天体运行论》和排印工作开始进行，负责这本书出版事宜的奥西安德尔却按自己的意愿写了一篇没有署名的序言，说明书中的学说只是为了计算星历表之便而采用的假设，不一定和实际情况相符。这也是在《天体运行论》出版后几十年时期内很少人重视哥白尼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心说相抵触，触犯了基督教的教义，遭到了教会的反对。他的著作更是被列为禁书。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而被教会处以火刑，伽利略因赞成日心说而被教会监禁，但真理是封锁不住的。1882年，罗马教皇不得不承认哥白尼的学说是正确的。这一光辉学说经过三个世纪的艰苦斗争，终于获得成功并为社会所承认。

孟德尔是奥地利科学家，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1856～1863年孟德尔用豌豆进行杂交试验，总结出两条遗传规律即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这一科学成果孟德尔曾在布隆自然科学协会1865年2月8日和3月8日的两次会议上报告过，并于1866年以《植物杂交的试验》为题发表在该会会刊的第4卷上，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孟德尔的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尽管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布隆自然科学协会的会员，其中既有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也有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学家、藻类学家。对于孟德尔的发现，当时的名人权威不能理解，一直被埋没了35年之久。直到孟德尔逝世16年后，豌豆实验论文正式出版后34年，他从事豌豆试验后43年，他的预言才变成现实。1900年，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分别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与孟德尔相似的结论后，才在文献中找到孟德尔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论文，孟德尔的发现才被世人承认，称为孟德尔定律。

魏格纳是德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1910年阿尔弗雷德·魏格纳在偶然翻阅世界地图时，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大西洋的两岸——欧洲和非洲的西海岸遥对北南美洲的东海岸，轮廓非常相似。魏格纳认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并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推断在距今3亿年前，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岛屿都连结在一块，构成一个庞大的原始大陆，叫做泛大陆。1912年1月6日，魏格纳在法兰克福地质学会上做了题为“大陆与海洋的起源”的演讲，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1915年他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大陆漂移说。但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大陆漂移由于缺乏合理的动力学机制遭到正统学者的非议。当时的物理学界权威杰弗瑞斯为此专门发表了科学巨著《地球》，反对大陆漂移学说，使大陆漂移学说销声匿迹60余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魏格纳去世30年后，板块构造学说席卷全球，人们终于承认了大陆漂移学说的正确性。

科学创新首先从少数先知先觉者中开始，不可能立刻就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适于科学，甚至会扼杀科学。祈求用一种简单的计算模式来来挖掘科学的创新精神，无异于“按图索骥”。英雄识英雄，伯乐识千里马。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科学界有一种慧眼识英雄的机制，有一种自由争论的公平环境：小人物可以挑战大人物，小刊物可以挑战大刊物。如果文章也讲出身，如果大刊物可以封杀一切，科学的公平何在？

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科学逐渐与宗教、政治脱钩，使科学的不同观点能够合法地存在和争论，使创新观点能有一个存在、发展和完善的时间和空间。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科学与政治联姻的最大教训就是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

科学家在国外，需要和许多不同观点的同行公平竞争，错误被不断修正，在采纳众人的智慧观点之后，离事实的真相就会越来越近；科学家到中国被树为绝对权威——科技皇帝，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没有竞争对手，变得越来越专横跋扈，似乎自己就是真理化身，把不同的观点都说得一无是处，一句话，一篇文章就能否定别人几十年的科研成果。这哪里有科学精神，哪里有公平竞争？桔生南为桔，桔生北则为枳。环境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权力参与科学争论，取胜者不是科学，而是权力本身。前苏联李森科事件的教训不能忘记，它使前苏联的农业科学倒退了几十年。

前苏联学术权威李森科把遗传学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作为“外国帝国主义间谍”加以残酷迫害，这种以行政权力干预学术研究事业，从而阻碍某些科学事业发展的现象，在20世纪的苏联堪称典型。近年来解密的苏联国家档案进一步表明，诸如李森科事件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还牵涉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政治斗争，实在发人深省。

从野蛮到文明，宽容是一把尺子。犍牛能成双，田地耕成行。任何科学假说都具有排他性，如果一派掌权，必然是另一派的灾难。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先例。

当前科学研究的官员化是科学与政治联姻的又一种危险的表现，它不仅意味着许多冷门学科变成临危灭绝的“物种”，同时也意味着集团利益垄断了科学发展，论文造假和项目造假层出不穷仅仅是其前兆。科研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科学评价机制。

普朗克年轻时与老一辈科学家争论时所写的话令人深思：“要接受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用说服它的反对者，而是等到反对者们都相继死去，新的一代从一开始便清楚地明白这一真理。”换句话说，科学家都有一个从创新派向守旧派转化的历史过程，如果让守旧派掌握科学的生杀大权，那对创新派就是灭顶之灾：科学家比政治家更固执更专治[2]。

参考文献

1. 以色列教授获诺贝尔化学奖曾经被斥为伪科学家。来源：新京报2011年10月06日07:13。http://news.sohu.com/20111006/n321358594.shtml

2. 杨学祥。与特权脱钩：科学家比政治家更固执更专治。2009-6-17 09:52 科学网。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77&do=blog&id=23862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4945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