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需要公平的环境而不是王冠

                                                        杨学祥

    科学的历史是一部少数人征服多数人的历史，是独到的真知灼见突破科普常识的历史，因为创新总是从少数人开始，从对科普常识的质疑中产生。如果科普知识永恒正确，科学就不会继续发展。

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因发现准晶体独享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谢赫特曼于1982年4月8日首次在电子显微镜中观察到一种“反常理”的现象，他们当时所观察的铝合金中的原子，是以一种不重复的非周期性对称有序方式排列的，而按照当时的理论，具有此种原子排列方式的固体物质是不存在的。因此，谢赫特曼的发现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发现“准晶体”后，谢赫特曼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他的同事，但一切均徒劳，没人认同他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被要求离开他所在的研究小组，他的论文也没能逃脱被拒绝的命运。“胡言乱语”、“伪科学家”，当30年前谢赫特曼发现“准晶体”时，他面对的是来自主流科学界、权威人物的质疑和嘲笑，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准晶体”违背科学界常识。

1984年，论文终于得以发表，也立即在化学界引发轩然大波。一些化学界权威也站出来，公开质疑谢赫特曼的发现，其中包括著名的化学家、两届诺奖得主鲍林。近30年后，勇敢质疑“常识”的谢赫特曼终于获得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认可[1]。

    谢赫特曼的遭遇并不是特例，而是重大科学发现最常见的历程。事实上，许多科学创新的惊世之作，非但没有在著名刊物上发表，而且长期遭到当时名人的压制与批判。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等等，莫不如此。在科学家与宗教、政治联姻的年代，科学创新要付出血的代价，科学的守旧派借助于神权和政权来清除不同的学派和创新学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教皇对伽利略的审判。

尼古拉．哥白尼，是波兰天文学家。他在1533年完成了《天体运行论》这部巨著的初稿。1542年6月，《天体运行论》和排印工作开始进行，负责这本书出版事宜的奥西安德尔却按自己的意愿写了一篇没有署名的序言，说明书中的学说只是为了计算星历表之便而采用的假设，不一定和实际情况相符。这也是在《天体运行论》出版后几十年时期内很少人重视哥白尼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心说相抵触，触犯了基督教的教义，遭到了教会的反对。他的著作更是被列为禁书。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而被教会处以火刑，伽利略因赞成日心说而被教会监禁，但真理是封锁不住的。1882年，罗马教皇不得不承认哥白尼的学说是正确的。这一光辉学说经过三个世纪的艰苦斗争，终于获得成功并为社会所承认。

    孟德尔是奥地利科学家，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1856～1863年孟德尔用豌豆进行杂交试验，总结出两条遗传规律即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这一科学成果孟德尔曾在布隆自然科学协会1865年2月8日和3月8日的两次会议上报告过，并于1866年以《植物杂交的试验》为题发表在该会会刊的第4卷上，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孟德尔的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尽管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布隆自然科学协会的会员，其中既有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也有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学家、藻类学家。对于孟德尔的发现，当时的名人权威不能理解，一直被埋没了35年之久。直到孟德尔逝世16年后，豌豆实验论文正式出版后34年，他从事豌豆试验后43年，他的预言才变成现实。1900年，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分别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与孟德尔相似的结论后，才在文献中找到孟德尔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论文，孟德尔的发现才被世人承认，称为孟德尔定律。

    魏格纳是德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1910年阿尔弗雷德·魏格纳在偶然翻阅世界地图时，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大西洋的两岸——欧洲和非洲的西海岸遥对北南美洲的东海岸，轮廓非常相似。魏格纳认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并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推断在距今3亿年前，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岛屿都连结在一块，构成一个庞大的原始大陆，叫做泛大陆。1912年1月6日，魏格纳在法兰克福地质学会上做了题为“大陆与海洋的起源”的演讲，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1915年他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大陆漂移说。但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大陆漂移由于缺乏合理的动力学机制遭到正统学者的非议。当时的物理学界权威杰弗瑞斯为此专门发表了科学巨著《地球》，反对大陆漂移学说，使大陆漂移学说销声匿迹60余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魏格纳去世30年后，板块构造学说席卷全球，人们终于承认了大陆漂移学说的正确性。

    科学创新首先从少数先知先觉者中开始，不可能立刻就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适于科学，甚至会扼杀科学。祈求用一种简单的计算模式来来挖掘科学的创新精神，无异于“按图索骥”。英雄识英雄，伯乐识千里马。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科学界有一种慧眼识英雄的机制，有一种自由争论的公平环境：小人物可以挑战大人物，小刊物可以挑战大刊物。如果文章也讲出身，如果大刊物可以封杀一切，科学的公平何在？

    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科学逐渐与宗教、政治脱钩，使科学的不同观点能够合法地存在和争论，使创新观点能有一个存在、发展和完善的时间和空间。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科学与政治联姻的最大教训就是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

    科学家在国外，需要和许多不同观点的同行公平竞争，错误被不断修正，在采纳众人的智慧观点之后，离事实的真相就会越来越近；科学家到中国被树为绝对权威——科技皇帝，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没有竞争对手，变得越来越专横跋扈，似乎自己就是真理化身，把不同的观点都说得一无是处，一句话，一篇文章就能否定别人几十年的科研成果。这哪里有科学精神，哪里有公平竞争？桔生南为桔，桔生北则为枳。环境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权力参与科学争论，取胜者不是科学，而是权力本身。前苏联李森科事件的教训不能忘记，它使前苏联的农业科学倒退了几十年。

    前苏联学术权威李森科把遗传学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作为“外国帝国主义间谍”加以残酷迫害，这种以行政权力干预学术研究事业，从而阻碍某些科学事业发展的现象，在20世纪的苏联堪称典型。近年来解密的苏联国家档案进一步表明，诸如李森科事件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还牵涉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政治斗争，实在发人深省。

    从野蛮到文明，宽容是一把尺子。犍牛能成双，田地耕成行。任何科学假说都具有排他性，如果一派掌权，必然是另一派的灾难。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先例。

当前科学研究的官员化是科学与政治联姻的又一种危险的表现，它不仅意味着许多冷门学科变成临危灭绝的“物种”，同时也意味着集团利益垄断了科学发展，论文造假和项目造假层出不穷仅仅是其前兆。科研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科学评价机制。

普朗克年轻时与老一辈科学家争论时所写的话令人深思：“要接受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用说服它的反对者，而是等到反对者们都相继死去，新的一代从一开始便清楚地明白这一真理。”换句话说，科学家都有一个从创新派向守旧派转化的历史过程，如果让守旧派掌握科学的生杀大权，那对创新派就是灭顶之灾：科学家比政治家更固执更专治[2]。

参考文献

1.       以色列教授获诺贝尔化学奖 曾经被斥为伪科学家。来源：新京报 2011年10月06日07:13。http://news.sohu.com/20111006/n321358594.shtml

2.       杨学祥。与特权脱钩：科学家比政治家更固执更专治。2009-6-17 09:52 科学网。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77&do=blog&id=238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