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我主持或参与编制了一些市级以上产业经济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也作为评审专家参与了一些规划的评审工作。有些人说，规划就是鬼话，因为在执行时可能完全悖逆规划思路。其实不然，尽管在具体执行环节会做适时调整，但是，编制好规划，能起到理清思路、科学分析问题、长远谋划的作用。政府部门要做的工作，首要就是编制规划，有了规划才好引导和宏调。

       要做好一个规划，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一，需要对实际情况有非常透彻的把握和分析，因此要做广泛深入的调研，这样提出的发展措施才有现实性；第二，需要对经济社会现象发展的规律性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需要专家参与，这样提出的发展目标才有科学性；第三，需要对实际工作部门的规程和制度框架等有全面了解，因此需要多方合作，这样提出的发展思路才有可操作性。因此，编制好一个规划，需要政府官员、专家、企业家、民众等多方参与，缺一不可，否则就会出大笑话。

       一个记忆犹新的尴尬是，某位大教授领衔编制的省级资源能源节约规划中，在提及财税支持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时候，提出了许多减免税费的优惠政策。在规划评审会上，省财政厅的某位处长直言不讳：规划措施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省级政府无论在国税还是地税上均没有减免自主权，你们做学术研究可以这么提，但这是用于指导实际工作的规划，必须要有操作性，因此必须基于现有制度框架。结果，那位平时备受同行尊敬的教授在评审会场上是颜面尽失。

       还有一个例子。某教授牵头负责的某市某河污染治理规划，几次评审几易其稿，总算到了最后定稿环节，将稿件送至该市环保局领导审阅，却被该领导痛批一顿。原因是，规划中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提法，在之前的相关政府文件中均没有出现过，最为严重的是，某些论点完全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显然，领导是对的，规划的依据应该是法律法规。出于操作性的考虑，也出于规划作为政府指导文件的严肃性考虑，规划中的提法应尽量与政府文件保持一致。

       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自己）因此很反对学者过多地参与政府咨询工作，认为这是在“跑江湖”，不是在做“正经学问”。我不这么看。省科技厅去年在编制十二五农村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就很发愁，因为规划中必须提出一些需要重点攻关和突破的重大农业科技问题，显然，这不是哪个级别高的官员所能提出的，最后还是邀请了省农科院和农业大学的各方面专家参与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就更应该支持政府的这类工作了。学以致用，这是本理。自己研究的成果能被政府部门接受，并运用到政府规划和决策中去，这应该是学者的一个追求，尽管这不构成学者的全部追求。

       近日，收到省发改委转来一份文件，是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编制指南》，仔细学习了一番。该《指南》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框架内容，并提出了大量科学而细致的编制要求。例如，要求对行政区域内的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进行评价和分析；要求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来找出资源节约和改善环境的途径；要求采用定量方法来评价发展目标可达性；要求绘制循环经济产业链示意图；要求定量评价实施效果。显然，这些工作有很强的专业研究需要，已经超出了政府官员的业务能力。看来，以后政府规划的编制是越来越需要专家更大程度的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