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个人生产一定低效吗？

——谈制度的多样性与适应性

不去基层，很容易接受一个西方经济学家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激励机制不完善，在计划经济体的个人生产效率低于在市场经济中的个人生产效率。这个结论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体与计划经济体之间的辩论与比较研究。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生活与制度的多样性。

其实以前我也是接受西方经济学家这一结论的。但是在建设部门工作的观察，以及与父辈和同事等经历文革计划经济时期的人的交流让我逐步改变了这一思想认识。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尽管由于上级缺乏对下级的有效信息，但是在基层依旧可以发展出多样的制度以实现对个人的激励，以此调动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励也不一定来自于物质，精神激励也很重要。他们不止一次的讲过：那个时期尽管物质很缺乏，但是人们却很快乐，尤其一天的劳动以后，大家围在一起的欢聚，会彻底释放一天的工作压力。第二天他们依旧满怀激情的投入工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如此。我在此要说的是：制度的多样性与适应性、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理论的简单性问题。

而当前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全是来自于个人的勤奋或努力，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机械化的提高与技术进步。在城市，如果你去建设工地现场看一下，工人大多都是懒洋洋的在工作；同样，如果你去农村，农业也是机械化、育种技术与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提高的生产率，并不是农民比以前更勤奋或更努力了，现代中国农业已经沦落为“懒人”的农业（借鉴蒋高明研究员对此的论述）。

所以，我觉得好的理论应该来自于生活的，也是深入和适应地方的。

这就类似于一张地图，比例尺太小，解释的范围是扩大了，但会忽略掉很多具体的东西，会丢掉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比如把中国画在一张A4纸上，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一个大体轮廓而已。同样，如果比例尺太大，又会带来很多累赘。此时，多样性是有了，但是解释的范围又变小了。追求一个合适的比例尺才是最重要的，这就需要根据你个人的需要与目的，去勾画自己的“制度”地图。

我想当初说计划经济体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论战的需要，他们试图去证明市场经济的正确性和有效率，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但经济学发展至今，经济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存在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制度多样性；而且他们与自己的国情、区情和行规具有很好的融合性，比外来的制度更适合地方的实际，更能够生存与发展。

一个制度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适应了当地的文化、习俗与环境。它一般也不会存在激励问题，因为当地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他们会不断的试错以最终达到一个最适合当地的制度体系，即将他们看做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去研究地方的制度或许更好。

这就需要吸收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做类似于奥斯特罗姆教授对制度多样性的研究。即使在单一制度、政令统一的国家，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制度多样性依旧丰富多彩。

   这也是我未来打算做的一个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