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儿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复工后，为何上海离婚预约爆满？”。

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疫情也让离婚变得更困难，离婚意味着生活成本上升，要有一方去找住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要离婚，那说明真的是看透了，想通了，不想玩了（或者更想玩了）。”

不想玩了，或者更想玩了，何其通透！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读的赫希曼的一本小书《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赫希曼在本书第一章就指出，“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总体上看，个人、企业和组织都具有从富有效率的、理性的、守法的、高尚的或是合意的行为模式滑向衰落的倾向”。在赫希曼看来，即便是基础性制度设计得十分完善的系统，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还是会导致人们不会按照预期行事，而恰恰是社会对这类失范或不良行为普遍存在的宽容，最终导致这类行为的普遍蔓延进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全面腐朽。

由此，赫希曼在这本书中考察了不同个体对某一团体绩效衰退的反应，这些反应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退出，一是呼吁。退出是指消费者不再购买企业的产品，或者会员退出组织；呼吁则是指消费者或者会员向管理者表达不满，或者采取抗议。退出是市场性质的，是基于经济的逻辑，是一种非直接的表达形式，因此属于经济范畴；呼吁则是直接的表达，用经济的逻辑是解释不通的，它属于政治范畴。赫希曼还指出退出和呼吁并非是个体对团体绩效衰退反应的两个极端，也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做法，恰恰相反，在现实的操作中，退出与呼吁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赫希曼进一步提出了“忠诚”的概念，作为不同于信仰、而又具有一定理性计算的心理倾向，忠诚能提高退出的成本，从而矫正呼吁与退出之间的失衡。更重要的是，忠诚者的退出对于团体具有更大的威胁作用，其存在的可能性反而会强化呼吁机制的效应。

呼吁、退出和忠诚的作用都要基于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境，赫希曼在书中虽然也罗列了多种可能性，但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抉择乃至作用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常常是在特定条件下有用的反映，当更换了条件和情景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因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赫希曼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针对理想组合概念的批评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企业或者组织要想保持抵御衰减的能力，就需要靠一种回应机制发挥作用，应当间或地引入另一种回应机制。二是有些企业或组织或许应当形成一个有序的循环周期，以便使退出和呼吁机制轮流发挥作用。三是理想的制度组合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因此，通过改善有利于“退出”和“呼吁”的双有效运作制度设计，对于企业和组织或许更有益处。

这两年很多人都受到了折腾，都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进行反思，有的人不想玩了，有的人更想玩了。

折腾之余，我想任何一个企业或组织的CEO，都应该认真研读一下这本书。

因为无论选择一个伴侣，还是选择一份工作，在此之前，大都多人首先都是选择忠诚。

我想现实中没有几个人喜欢折腾，更不想被折腾。

请温柔待我，和平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