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我的同事陈锐告诉我，刘东生先生去世了，我吃了一惊，不过很快就希望这个消息是误传。晚上我在科学网看到了相关报道，知道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心里涌起了我与刘先生的交往的记忆。因为刘先生影响了我的科学精神。

我第一次见到刘东生先生是1983年初或者是1982年冬，记得我们是穿棉衣的。那时候，他到华东师范大学给我们讲课，讲《第四纪地质学》，一共三天的课程。在地质队时我就知道他的大名，所以平时上课经常逃跑到物理学系听物理的我，这几天，天天抢先占头排位置。

在讲课中，刘先生说课程的名字不应该叫《第四纪地质学》，而应该叫《第四纪》，关注现代人类活动和为人类生活直接服务的一面。他用大量的材料为我们展示了第四纪环境演变的内容，启发了我研究环境变化的兴趣。

刘先生的最后一堂课，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科学人生。这是一趟讨论课，他让大家讨论。我说李四光先生的庐山冰川学说被否定了，他的地质力学，构造体系部分被否定了，只剩下构造行迹和蜓了，他的三个学说被否定了一个半，是不是有些悲哀。刘先生说，是一种悲壮。庐山冰川，启发大家研究了环境演变，地质力学为地质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是创造性的。它的确遭到了一些否定，所谓三个东西被否定了一个半。作学问的不可能人人成为牛顿、爱因斯坦，留下的几乎都是真理。科学是循环渐进发展的，我们作学问的，就怕死了以后，连被否定的都没有。学问不能做成这样的。人还没有死，所有的论文都死了。先生的话深深地震撼了我。“一个人不能把学问做成人死了后连被否定的都没有”，后来成为了我的座右铭，我用他来鼓励自己、鼓励学生，也用它安慰个别竞选院士未成功的学者，“留下真理”。

我第二次与刘东生先生个别接触是1993年。那年，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委托我送一份材料到他家，没想到先生还记得我十年前的我。他招待坐下，当他知道我的博士和博士后导师分别是严钦尚先生和黄秉维先生时，马上恭贺我碰到了好老师，“你要好好学他们，他们作学问都是认认真真的。”他特别提到华东师范大学应该推荐严钦尚先生竞选院士，可惜那时候严钦尚先生已经去世了。他说严钦尚先生1953年就提出中国沙漠是就地起沙的观点，“你们这些青年人就得提出自己的观点。要比自己的老师进一步。”他对我的一些工作给了肯定和鼓励。那时候我刚从地理研究所到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有些学术念旧情绪，被他看出。他鼓励我要敢于面对挑战，建议我把历史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研究。先生的教诲使得我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刘先生关于面对挑战的建议，后来时刻鼓励着我。

时间又过了十年，在“非典流行期”，有一天，刘东生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从中央转发的材料上看到我关于“非典”流行条件的观点。那年我根据环境演变原理，分析非典流行区在空间出现的时间，从而提出SARS病毒在自然情况下生存应该需要一定的生态位，这种生态位决定于天气条件，由此不同的气候区流行期不同。刘先生说这是环境演变研究回应国家需求的重要成果，叫我赶快发表论文。我说当时任务紧，中办有时候会直接打电话来催政策成果。他劝我：两件事情要一起抓。科学院的人，要讲清科学道理，要有科学总结。并且希望我把文章尽快投稿到他主编的《第四纪研究》编辑部。当时他在上海，我们没有见面。有一个署名“zhengshan”的人给很多院士和我们单位领导写了驿媒尔（e-mail），可能包括他，攻击我的观点；而作者混淆了气候与天气的概念。先生告诉我不要理睬他们。他的电话增强了我的信心，使得我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为国家作出了应该的贡献

刘东生先生逝世了，他为我们留下了真理，留下了作科学人的道理，我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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