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英文初版于1948年，最新的是1979年第四版。我看的汉译本收入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费正清文集”，文集中另外两册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思想与制度》。

先说说作者。五十来年前的七十年代，我看《参考消息》时就见过费正清这个名字，只是当时不知道其实是洋人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如果没有记错，“蓝蚂蚁”的说法就是当时读到了。九十年代，“剑桥中国史”陆续出版，晚清、民国、共和国都是两卷，费正清为编者或合编者，虽然费正清只具体写了其中导论或者总论性的少数章节。当时还看过《费正清自传》以及他与他人合著的《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由于种种原因，很有影响的著作《中国与美国》反而没有读，虽然汉译本早就出版了。现在读，也算是补上一课。甚至有一定现实意义。“我们应该超越公正的道德评判的范围，要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有实事求是的观点，因为今天两个人民都处在麻烦中。(p. 432)”

该书分三篇。第一篇旧秩序是古代历史的鸟瞰，包括中国社会本质、孔孟之道、异族统治朝代更迭、政治传统4章。第二篇是近代史的概览，包括西方入侵、叛乱复辟、维新革命、国民党兴起、南京政府、共产党兴起6章。第三篇简述共和国历史，侧重与美国关系，包括美国对华政策、国民党垮台、共和国新秩序、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次革命、中美前景。就历史事实而已，因为线条很粗，几乎与官方正史没有什么冲突。

这次读该书，有三点值得一提。一个是华夏传统社会中缙绅往往也是读书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另一个是美国与华夏的早期交往，还有一个是五十年代改变人们思想的方法。

科举作为社会上升的通道，其实主要是对缙绅开放。“为考试入选所必需的多年寒窗苦读，是普通农民不能逾越的障碍。(p. 45)”而“普通人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只有走沟通官方这条门路。而要钻进官僚阶级或其外围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出面代向官吏行贿的圈子，就必须靠个人交情和私人效忠才能达到目标。这条道路基本上必须通过士绅，而不能绕开他们。(p. 45)”缙绅这种社会地位，与华夏的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的份额。(p. 46)” “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p. 46)”“中国的理想绅士是地位高到无须进行生产的程度，他们可以专门享受清福，并从事象征这种清福的文雅活动。最受人尊敬的是优游岁月的人，而不是在忙得不可开交的事务活动中干得比别人出色的人。(p. 45)”缙绅不仅控制文化，其实与官府一起控制经济。“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p. 49)”在这样的背景下，缙绅具有传统社会的理想人格。“中国的传统强调社会行为，妥协和容忍，达观和幽默感，关于人性的透彻理解，通过律己而养成的品格，所有这些形成了个人所追求和社会所赞许的部分道德结构，使每个人在他的社会里获得动力。(p. 125)”

或许与许多华人的看法不同，我觉得美国人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弱小落后民族打交道时，更有善意，至少与其他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德俄日相比如此。当然，善意归善意，效果如何另当别论。“在与当地民族打交道时，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为我们国内新的民主制度感到自豪，总是愿意用国家独立、改革和社会平等之类的主张去帮助当地的反叛者。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有自我陶醉之感。(p. 292)”对清朝也不例外，同时带来了美国精神，或许可以说是新教伦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开始对中国采取了在国内业已养成的态度。这就是锐意扩张、冒险进取和孜孜谋利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个人主义、进步、发达、改善一切等思想成为人生的规律。(p. 293)”早期的商业冒险家“把美国特有的人生哲学也带到远东去：他们着眼于谋利、创新和发明；关心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挽救灵魂；干劲十足和满怀信心。(p. 294)”在华夏的困境，也与在与其他民族打交道时类似。“我们不愿放弃让中国人民享受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但我们不知怎么从来不能采取行动，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把它们当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始终不能协调一致。结果是在执行我们的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惑的分歧。(p. 298)”不管怎样，美国对华政策总体上还是明确的一贯的，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p. 305)”

着墨不多但很深刻的见解，是概括转变思想的方法“控制环境，不仅控制被改造者的身体，而且也控制他所能获得的知识(这时对全国都是这样)；激发人们的理想主义和恐惧心理，二者互相混杂；通过各连续阶段的引导，并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来加强效果，使之产生一种可怖的心理感受。(p. 363)”当然，这也与华夏传统有关。“在中国，人与人相处的实际方法一向是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展得都更为充分的，因此这些心理学方法居然在那里变得这么先进，也许是不足为奇的。(p. 363)”

该书读起来轻松愉悦，或许只有一点例外。作者在提到“美国”时经常说“我们”，感觉似乎为官方代言，而不是学者的洞见。更主要的遗憾是该书的名称其实有些误导，中国历史占很大篇幅，中美两个交往历史篇幅反而有限。我理解，写给美国人看只能如此，但对华人，粗线条的历史往往已经耳熟能详。总体上，该书还算是大师力作，虽然时过境迁，仍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