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04年。作者王德威是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受本科教育的文学批评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现在是哈佛大学讲席教授，也在大陆高校兼职和讲学。该书的所谓“十讲“其实是十篇研究论文，包括四篇英文论文的翻译。也许因为是论文集，书中前两讲有少量内容重复。

按照文学史的传统分类，现代文学是指现代史时期的文学，就是1914年到1949年。更早的是近代文学，更晚的算当代文学。也有种划分是现代当代合一，就是一直延续到今。王德威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结束时间已经到了本世纪初该书出版的时候，而开始得更早，以1879年出版的《三侠五义》开篇。主要内容是典型作品的分析，间或也穿插着小说理论和社会分析。文学批评看的比较少，因此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以下是阅读时的一些札记。

“虚张的正义”分析了《三侠五义》和《老残游记》两本书。在作者看来，《三侠五义》是融合侠义和公案两种小说的尝试。“在幻想的世界里，清官实施法律，达成秩序，而侠客以非常手段，锄强助弱，维护正义。(p.2)”“对侠客之怀柔的过度称赞，却暗暗表达了对正统权力之无望的一种更为犬儒的看法。(p.5)”西方论者往往强调杀死锦毛鼠白玉堂的“铜网阵”是“机械学的现代性对传统世界的侵入(p.9)”。作者则认为“是无所不包的政治机器的象征形式，面对着为他们所亲设的界限，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倘若以身试法，擅自穿越，这一机器转瞬之间便可将之剁成肉泥。(p. 11)”“白玉堂灾难性地私闯铜网阵这一事件，是晚清说部第一次直接描述了个人英雄主义与政治机器之间的斗争。这一主题迅即充斥于20世纪的政治小说、革命演义以及广义的政党历史‘大叙事’当中。(p.11)” 《老残游记》进一步颠覆了侠义传统和清官传统。小说直接道出原委，“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p.19)” 白玉堂和老残都堪称侠士，但在时代潮流之下，其实无所作为。有趣的是，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没有侠士，这并非偶然，因为这一角色留给了作家自己，即那些新型的、自诩的男女侠客们。他们誓以笔墨之力，洗雪谬误，惩戒不公。(p.26)”动刀枪的侠客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拿笔杆子的呢？

“罪与罚”分析不同时代的作品，探讨“暴力与正义如何互相混淆，互为表里(p.28)”。包括刘鹗《老残游记》和李伯元《活地狱》中“权宜的正义”，鲁迅《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中的仇众与恨世，白薇《打出幽灵塔》的弑父与弑女，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和吴组缃几个中短篇中的血和泪。鲁迅之后的都是当年“左翼文学”的作品，我闻所未闻。

“革命加恋爱”分别说了茅盾、蒋光慈和白薇的革命小说和作者自身的恋爱。说明了当年人们对“革命”的浪漫态度，也表明了当时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耐人寻味的是，这股浪潮到了抗战前夕急剧退潮了。相关的小说我基本没有看过，也不感兴趣，但有些传记片段还是挺有意思。茅盾同居情人秦德君的传奇经历，在23岁遇到茅盾时，已经与两个男人同居过，并且生了三个孩子，仍有个人自由和活力。还与好友一起成为长篇《虹》中的女主人公原型。在秦德君为他两次流产后，被生活压力所迫的茅盾一走了之，虽然他已经承诺四年后与德君秦结婚。分手后的秦德君又结婚两次，她时任丈夫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她同时借此收集情报)，启发了茅盾写了长篇《腐蚀》，以国民党女特务为主角的小说。蒋光慈从婚后不久就病逝的妻子宋若瑜那里传染的肺结核，并在31岁逝世前传染给新婚的女学生兼演员吴似鸿。31岁婚姻失败的白薇爱上比自己小六岁的花花公子杨骚，时而被弃之不理，时而同居并供养，最终传染上来自新加坡妓女的淋病。

“批评的抒情”专论沈从文的现实主义。沈从文的作品我欣赏不来。多数没有读过，个别读过但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部分学界小时写过札记，《边缘体验—学界小说丛谈之<沈从文全集>选》和《文人魅力—学界小说丛谈之<冬的空间>》。在看看热闹之余，也多少有些理解我不欣赏沈从文的原因。“正是这种驱动爱与死、逾越与违逆的巨大神秘力量，导引沈从文在他的浪漫作品中思悟：自命理性的我们对于生命的热情和悲怆所知何其微薄；而也只有通过主题和风格逾越传统的方式，他方能引领我们对那个神秘世界作惊鸿一瞥。(p.184)”我实在感受不到所谓的“神秘力量”，也对“神秘世界”敬而远之。

“此怨绵绵无绝期”专门分析张爱玲的小说《怨女》和《金锁记》。两者有类似的女性幽闭主题。早期的《金锁记》用汉语写成，在上海发表引起轰动，也也受到些批评家好评。张自己翻译成英语。《怨女》是晚年用英语写成，也是张自己翻译成汉语在台湾发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用双语四次写同一故事。或许这个故事象征着华夏女性的过去甚至未来，但我实在对这种幽闭与大家庭中的事情没有兴趣。有意思的是，该书作者借张爱玲的小说解构了所谓“节妇”神话。“银娣几番出轨，老来全遮盖下来。其他的女性是否也如此呢“怨女的生涯把她们训练得‘看起来’清操傲雪，骨子里的清白与否全是另一回事。男性社会传统对她们歌之颂之的时候，怨女们未尝不幽幽苦笑着呢！”(p.203)”似乎是洞悉人性之论。一切丰碑背后，都有碑文上没有说甚至不宜说的往事，或许不限于节女牌坊。

“诗人之死”分析三位诗人闻捷、施明正和顾城的自杀。开篇列举些近代著名文人和学者的自杀，也介绍了西方学界对自杀的文化解读，似乎是该讲的分析框架。七十年代自杀的闻捷是戴厚英小说《诗人之死》(《红莲相倚浑如醉—学界小说丛谈之<诗人之死>》)的男主人公原型，当然文学史研究发掘出小说没有写的出事情。闻捷和戴厚英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拥趸。闻捷写过许多热情的颂歌和激昂的战歌，而戴厚英则则以公开批判其老师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战成名。两人后来从不同途径都成为被批判改造的对象。两人的恋情受到巨大的压力，虽然闻捷新鳏，戴厚英刚离异，现在人们觉得并无大不妥。闻捷绝望自杀。作者揭示了他们那种当年主流文人的自反性(reflexivity)“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从自惭形秽到自鸣得意，辗转反复。穿梭于两种极端间，……以螺旋循环的形式，历经痛苦与快乐，最终竟可能以自我毁灭来完成自我超越。(p.231)”八十年代在台湾绝食而死的诗人施明正，在台湾大转变前夕，用自杀宣示了其身体和其作品的某种“自主性”。讲了他多篇小说，但我都没有读过。九十年代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杀的顾城，作者认为是后现代出现的端倪。顾城写过唯一的小说是预告自己死亡的《英儿》，当年因为顾城的杀妻和自杀而被热炒，但我没有读过。作者总结福柯的观点，“在前现代时期，自杀行为曾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它僭越了那原本由君王或上帝来操持的死亡的权力；在现代时期，自杀行为则转移到私人领域。(p.224)”颇有道理。

随后三讲，就是第七、八和九讲，聚焦共同的主题，“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所指的城市分别是上海、香港和台北。这三讲就是分别讨论三地的小说家。

上海作家选的是王安忆。其早期作品(首部长篇《69届初中生》及其之前的中短篇，这部分我应该都看过)和探索女性情欲的作品(以“三恋“为代表，我看过但欣赏不来)评价都不太高。只具体讨论了一个中篇，《叔叔的故事》，我没有看过。在作者看来，最能反映上海城市即体现上海市民精神的是《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前者是王安忆的自传和(母系)家族史，我没有看过。“上海的小市民以他们自己的风格恋爱吵架、起居行走。他们所思所做的一切，看来再平庸琐屑不过，但合拢一块，就是显得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这里或许有‘奇异的智慧’？套句张爱玲的名言：‘到底是上海人！’(p. 283)”“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是辗转于上海无限的虚荣与骚动间，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协现实的艰难。(p. 283)”甚至王安忆不出色的文体，如“她的句法冗长杂沓，不够精谨；她的意象视野流于浮露平板；她的人物造型也太易显出感伤的倾向。(p.283)”以及她个人和光同尘的追求，“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p.284)”在作者看来，都反映了上海的特色，“夸张枝蔓、躁动不安，却也充满了固执的生命力。(p. 283)” 在作者看来，“这是海派的真传了：王安忆是属于上海的作家。(p.284)”

香港作家作品选的是三部回归后作品，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1999)、黄碧云的《无爱记》(2001)和李碧华的《烟花三月》(2000)。我都没有读过。陈冠中的小说，我只读过《盛世》，确实很好。台湾作家选的是朱天心的作品，据说展现了老灵魂世界。不过，港台作品我太生疏，兴趣不大，这两讲都没有认真看。

最后的“魂兮归来”居然是讲小说的中的鬼魂，包括比喻意义上的。敬而远之，没有细读。据作者称，“探讨当代两岸四地中文文学描写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的面貌。……相对于现代文学彼端的‘除魅’工程，当下文学所关注的是‘招魂’。魂兮归来，在幢幢鬼影间，我们再次探勘历史废墟、记忆迷宫。(序p.5)”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礼记·中庸》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现在是盛世，没有妖魔鬼怪。

匆匆读过后，对“现代中国小说”的认识似乎没有多少提升，但扩展了透过小说观察“现代中国”的视角。或许也可以算开卷有益吧！

重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