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部经典著作。初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才有多人合译的汉译本。我看的是中文大学2001年版，增加了王德威教授为99年英文再版时写的导言，王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也是有洞见有启发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否有简体字版本我不清楚，估计没有。这几年一直在找些学界小说看，因此读现代小说稍微多些，有了感性认识。重新读小说史，或许有新的体认。

该书覆盖从1917年到1957年，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前十年)、成长期(随后十年)和抗战胜利之后(最后二十年)。每个阶段一编，以不限于小说的鸟瞰性文学概述为每编开始一章，后两编还各有一章CCP作家的专论。除了结论一章外，作家专论有13章，独占一章的有：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吴组缃、张爱玲、钱锺书和师陀，另外三章分别是文学研究会(叶绍钧、冰心、林叔华和许地山)、创造社(郭沫若和郁达夫)和资深作家(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的后期作品。尽管评价是否公允见仁见智，这个名单基本上概括了现代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

作者对于小说的看法，可以用书中的话概括。“从鲁迅到张爱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作品的一个基本特色：他们对写实真诚，文辞没有什么宣传性。(p. 428)”“这些较优秀的现代中国小说，与当时一般流行小说比起来，其立意与观察重点都不相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对中国当代生活认真而清醒的检讨。(p. 428)”具体的写作手法包括讽刺和自怜。“最切合写实主义的写作路线还是讽刺。这就难怪鲁迅、老舍、张天翼、钱锺书，以及其他优秀作家，或迫于需要，或出于自愿的选择了讽刺的笔法，来透露他们对现实丑恶的厌恶，以及防止人道主义对他们的强大压力。讽刺的反面是自怜：承认个人在这腐朽、颓废世界中的失败。早期作家，普遍地存有自我哀怜的作风。除了讽刺手法外，这是一种保持诚实，抗拒教条主义的方法。(p. 429)”“较优秀的现代中国小说，无论是属于讽刺性或人道主义的，都显露出作者对时下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有足够的或充份的认识。(p. 430)”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最重要的贡献是“挖掘”了两位作家，张爱玲和钱锺书，引起了广泛关注。钱锺书的所有小说(只有长篇《围城》和结集为《人·兽·鬼》的四个短篇)我都反复看过，非常喜欢。顺便一提，我能说小说全读过的作家其实很少，远的有鲁迅(短篇结集于《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和陈衡哲(她作品也不多)，近的有杨绛和王小波。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小说作品都不多。关于张爱玲，作者说，“人的灵魂通常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p. 342)”“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扬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度限度内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着一点契柯夫的苦味。(p. 356)”张爱玲的早期小说我看过些，不是很喜欢。后期小说基本上没有看。以后也许找些与学界粘点边的，例如《茉莉香片》《封锁》《年轻的时候》《五四遗事》《殷宝滟送花楼会》 (其实是写傅雷先生的婚外恋情)作为“学界小说丛谈”说说。

作者评价最高的作家是沈从文、张天翼、张爱玲和钱锺书。张天翼的书几乎完全没有看过，尚有印象的似乎仅是某个选本中的《华威先生》，感觉有些过于漫画化。沈从文的小说最近看了一些，选了些与学界有关的小说(都非其代表作)，准备分三篇在“学界小说丛谈”中说，已经贴过两篇，《边缘体验》和《文人魅力》。其他的重要作家，老舍的写过《赵子曰》(《遥观当年大学生》)，冰心说过小说集《去国》中有关学界的几篇(《命题作文》)。鲁迅和叶绍钧可以选谈几篇短篇，茅盾可以说他的很不出名的中篇《路》，郁达夫说小说集《沉沦》，其他的就不知道有什么学界小说了。

几乎所有写工农的小说我都不爱看。《中国现代小说史》部分解释其中的原因。“大部分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这一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p.77)” 以社会底层为主人公的作品，“小说的基本困难：即是如何写出穷人所受到的迫害而不把他们写成仅是无情命运的牺牲品。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中，常将社会的罪恶渲染到绝非人力所能抗拒的程度，因而故事中的悲剧性便绝不能成立。……无法写进一些更有意义、更值得玩味的人类行为。(p.137)”特别是那些最追求“进步”的作家结局都挺惨。作者也有解释。例如，关于关于蒋光慈、丁玲和萧军“这些作家的一生似乎比他们的作品更有历史意义，……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的高尚，他们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主义的欺骗，就证实他们缺少智慧。而智慧是创作成熟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条件。(p.239)”“许多中国作家原先自动放弃个人自由，然后又拼命企图重获自由，可惜为时已晚了(p. 295)”

按照作者的意思，似乎个人命运悲惨就证明作者缺乏智慧，因此也影响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推崇沈从文、张天翼、张爱玲和钱锺书也不无道理。沈从文和钱锺书在乱世中和光同尘，有惊无险，都熬到成为传说中一代大家的晚年。张爱玲仓皇出走，涉险通关，落得个平静离世，也算求仁得仁。张天翼不太了解。作者这种说法很有趣，甚至有启发性，但似乎有些实用主义的势利。

该书还吐槽某些文学史“非但得继续不断地修正，以便能适应官方反复无常的策略，而且，它还是一本陈年旧账的记录，巨细无遗的把那些‘功成身退’还没有出问题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罗列出来。他们得像博物馆中的收藏品般受到赞赏，但他们已不再是一种仍然能够塑造和影响时下写作的活传统了。(p. 426)”我最早读的就是这类文学史。我读大学时读过当时的中文系教材，四册本的《中国文学史》其实是古代文学史，还可以。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两书都是两册本)，堪称作者前述吐槽的样本。

感觉作者总体上对现代小说评价不太高。作者认为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过于现实。“劳伦斯在他的《古典美国文学研究》一书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谓金科玉律：‘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照此说法，那么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的福利之故了。……事实上，这些作家往往把理想误作圣灵来侍奉。……这情形，不但在文学界如此，其他知识分子受炫惑的人数也不少。(p.427)”另一个是作家缺乏独立思考。“衡量一种文学，并不根据它的意图，而是在于它的实际表现，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风格。凭此尺度，多数的中国作家，犹如其他国家‘为主义而战’的作家一样，有好些弱点：道德感迟钝，缺乏风格与抱负，对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人云亦云—这些都是由于文化过于一致化，或文人太爱结党集团的结果。(p.433)”这也符合孔子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至少算是一家之言吧！

我觉得在见识和趣味方面，《中国现代小说史》都堪称佳作。但受篇幅限制，作品史料方面有些单薄。以后可能还要看看那些篇幅巨大的著作，例如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