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有至亲，年逾九十。精神矍铄，头脑清晰，只是普通话不标准。见晚辈欢喜，淡然说往事。下文是根据我的记忆重写，不是原谈话实录。为行文简便，仍用第一人称。顺便一提，九旬老人其实指未到九十岁，也可称为耄耋老人。过了九十岁，应该称为鲐背老人。典出《诗经·小雅》中的《行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维祺，以介景福。”这个典故太冷僻，不写在标题中了。

我有三位奶奶。太爷爷有三个儿子，只有长子有儿子，就是我父亲。另两个儿子都只有女儿。我父亲就被过继给他的两个叔叔当儿子，这样他有三个爸爸，三个妈妈。当时男人寿命短，我记事时，三位爷爷都不在了，三位奶奶还在。

家里本来有田二十亩。十亩完全是自己，另外十亩是现在说的有使用权。所有权是人家的，打下粮食要交租子。两位名义上的奶奶相继去世，办丧事排场很大，用了不少钱，欠了债。父亲是小学校长，也不在农村，就把十亩自己的田卖了还债。家里只有奶奶，种不了田。十亩有使用权的地，也是亲戚帮忙种，平分交给有所有权者田租后的收成。土改时没有定为地主，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

姑父是革命先烈。当年成变卖家产，创办小学。成了县里最早的共产党，与陈云等共同战斗。后来牺牲，是革命烈士。几个姐姐都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安。

初中三年时，日本人来了，听说要抓壮丁。与许多同学逃往未沦陷的区域。从上海乘火车到蚌埠。步行数月穿过河南省，进入陕西省，就是国民党控制区了。到了西安，就读于东南中学，很多上海同学。姐姐们告诉他，专心学习，社会很复杂，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当时有机会去延安，但姐姐们说，家里老人需要照顾，不能都去干革命。读到高一，日本投降，上海光复，就回了上海。

在上海就读于教会办的清心中学，继续读高一。学校要求严，质量高，好多书都是英文的。母亲生病，可能是现在的高血压，需要打针治疗。请人打针很贵，要五斗米。打针的人很好，教我自己打针。在家照顾母亲，高中没有继续念。母亲病好后，到苏州读所比较普通的私立高中。高中毕业申请大学时，被苏州所私立大学录取，但家里没有钱付学费，就没有读。回到家乡，正好小学缺人，当代课教师。

上海即将解放时，有人自称是共产党，招募年轻人。他宣传的那些书也都是共产党的书，我与一些年轻人就参加了。后来解放军告诉我，这个人可能有问题，那个人也不知去向。见我要积极参加工作，解放军把我介绍给地方上的同志。

四九年七月参加工作，当时是供给制。发衣服和被子，提供吃饭住宿，男人还有每月五角烟钱，女人另发卫生用品。供给制还有更广泛覆盖，例如家里老人需要照顾，组织上出钱找家政服务员。四九年十月前参加工作，而且是供给制，才能离休。有些旧政府留用人员，虽然在十月前参加工作，拿工资，后来就不是离休。我妻子在九月底参加工作，供给制，但填表时为了便于记忆，工作日期写为十月一日，就不算离休了。

工作后，积极要求加入组织，打了入党申请报告。县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解放前夕有段参加反对组织的历史，比较复杂，需要时间调查清楚。打几次申请报告后，又找我谈话，送了本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说在组织上入党之前，要思想上先入党。我知道入党可能遥遥无期了。

在县财政局农税科/农财科工作。最初的供给制随后改成包干制，不发衣服被子了，每月给十五元。再后来就改成了工资制。当时高中毕业已经算很高的学历。入职不是从24级做起，直接21级，工资是60.5元，在五十年代也算是高工资。[博主按：当时实行24级干部制，21级是级别最高的科员，在军队相当于中尉排长；最低级的科员是24级，大致是准尉副班长；比21级高的20级是副科长，军队的上尉副连长。]

因为所谓历史问题，一度下放到农场供销社，负责出售农用拖拉机零件。我脑子好也用心，很快就熟悉了业务。各种零部件配什么型号的螺丝等，价格多少，都一清二楚。周围同事的工资只有20元左右，涨工资从来轮不到我。五八年后，调回财政局。建个小电站，让我带三十来个工人到另一个郊县去学习一年。回来后接手了电站，远转正常。

“文革”中因为所谓历史问题再受冲击，全家被赶到农村，本人被隔离劳动。“文革”结束后，历史问题也有了结论，就是一般问题。八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离休。

现在独自家居，生活规律。早上五点起床，喝杯水吃两块小饼干，出去在公园的健身步道上走一万步。结束后回家吃早餐，麦片豆浆鸡蛋。午餐比较早，十一点吃，大米饭，一荤一素一汤，荤菜是准备好的，只是热一下。餐后午睡。如果天气适宜，醒后出去散步。晚餐吃杂粮粥。饭后再出去走五千步。九点左右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