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从何处来——我也来“痛说革命家史”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了部纪录片《客从何处来》，我断断续续地看了，觉得挺不错。我早就厌烦了那种动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的宏大叙事，特别留心那些具体的个人命运在抽象的历史洪流中浮浮沉沉。由小见大，每一个个体的悲欢离合就是一个时代。所以我喜欢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远胜于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

   记录片的几位主人公（易中天、马未都、陈冲......）追寻自己家族隐秘的历史，完成了灵魂的溯源。我们这些旁观者看到的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这不就是一种“全息”（Holography）吗？局部包含着整体......

   事有凑巧，这个月初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告诉我：旅居美国的表伯父（以前是位作家，发表过“伤痕”小说《神圣的使命》）来了，要去老家广安了解一些我曾祖父（也就是表伯父的外祖父）的情况，问我有没有时间陪同。当时我正忙着手头的事情，便推辞了。直到表伯父从广安“凭吊”归来，才在成都见了一面。父亲强调，这次我必须参加，因为除了健在的长辈（我祖父一辈的老人），我是家里最了解这些“老黄历”的人了。

   因为表伯父的认真，一场家宴几乎成了学术研讨会。我的二爷爷与我不断提供我们各自掌握的片段，而表伯父则用DV机忠实地记录，一秒钟也不放过......

   现在回想起来，由我来向一位远来的长辈叙述家族历史实在是一件十分荒诞的事情，但这种荒诞一但放到中国特色的历史背景下又显得那么的合理。

   其实我哪有资格来“回忆”家族历史，我生命的容量根本支撑不了那一段历史。我只是已故的祖父与健在的长辈老人们的传声筒罢了，我所知道的东西都是“刨根问底”的产物，就像做学问一样，“往祖坟上刨”。

   那些沉重的东西没有必要讲，给大家说点我一直引以为豪的吧......（请原谅我的“嘚瑟”）

   别说我了，我的父亲都没有见过我的曾祖父。我对他老人家唯一的感性认识就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一位身着中山装，拄着文明棍的老人，我不知道他的身高，但在照片里显得很高大，用二爷爷的话说属于“不怒自威”的长辈。根据老人们的回忆、曾祖父手书的《生辰录》（类似于家谱的片段，真正的家谱已经无迹可寻了）参考《广安县志》等资料的零星记载，我“记忆”中构建起来的老人是这样的：

   曾祖父姓李，谱名（就是家谱记的名）鸿盛，字锦章（也是学名，据说是他的老师取得），号春帆，以号行世。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生于广安，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中秀才，后来由于科举废止，传统的功名之路自此断绝。

   戊戌到民国这一时期的经历很模糊，有的长辈回忆曾祖父在这段时间曾经东渡日本留学。由于没有资料证明，虽有可能但我不敢采信。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他老人家在那段时期成为了四川最早的一批同盟会员。

   曾祖父曾在广安紫金书院（也叫紫金精舍，“书院”是宋代传统，“精舍”是汉代传统，即今天的四川省广安中学）求学。他的同辈同学中比较出名的有化学家周建侯以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川东军阀”杨森，我曾祖父半生遭际自此与后者纠缠在了一起。

   后来曾祖父曾担任紫金书院的学监（类似现在的教务处长），由于书院山长（即校长）张澜（民盟的创始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时常不在，便代行校长职权。这些内容在今天广安中学的校史中都有记载。

   杨森发迹后，被北洋政府的吴佩孚委任为“川陕鄂善后督办”，一时在四川称王。由于亲缘关系（既是同乡就难免沾亲带故）兼同学之谊，便邀我曾祖父“入幕”，作了杨森的密电处长兼杨森家的私人教师（主要是教他那些成群结队的姨太太，杨森可是号称“风流将军”），用曾祖父自己的话说这叫“入典机要”。后来又外放了三任县知事（即县长），分别是江北县（今重庆江北区）、三台县（今绵阳三台）与梓潼县（今绵阳梓潼），用曾祖父自己的话说这叫“出为良巡”。

   后来，杨森在与刘湘的四川争霸中失势，退守贵州。曾祖父便辞去军政职务，回到了广安，之后除了担任过广安县志局局长这个荣誉性职务外就不再问世事了。前些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杨森传记里，把曾祖父列为杨森的重要幕僚应该就是指的这一段经历。

   之后直到去世，曾祖父的主要活动都没有离开广安。1950年，丧失（是捐献还是没收,我并不清楚）一切财产的曾祖父在饥饿中离开了人世......

   关于回乡之后的曾祖父，我曾想当然地把他想象为《家》里“高老太爷”一类的“封建家长”角色，否则他的子女几乎都成了“高觉慧”毅然先后离家？——我爷爷、二爷爷先后告诉我的一个细节改变这种“愚蠢”的认识：曾祖父给每个女儿都留了一笔钱，如果女儿想嫁人，这笔钱就是嫁妆；如果女儿想读书，这便是学费，以后结婚不得从家里拿一分钱......

   曾祖父到底如何教育他的子女，我已经无从知晓。我现在只掌握这个“细节”生发出来的一系列结果（按年龄排序）：

   长子，即我的爷爷，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当时叫南渝中学），是重庆南开中学和广安县地下党的创始人之一，后前往延安入读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学系（即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属于C.P.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军工科技人员......

  次女，即我的二姑婆（四川习惯称呼，指爷爷的姐妹），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化学系，后从事石油化工工作......

  三女，夭折。

  四女，即我的四姑婆，毕业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园艺系（后西南农业大学，今已并入西南大学）......

  五女，即我的五姑婆，考取国立同济大学理学院，由于参加地下党，为避免身份暴露曾离校避祸，后毕业于同济大学地质系，从事地质工作......

  六女，即我的六姑婆，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后从事纺织工程工作......

  七女，夭折。

  次子，即我的二爷爷，考取国立重庆大学，后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复员后考取成都地质学院地质系（今成都理工大学）......

  八女，即我的八姑婆，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学系，后从事高教工作.....

  三子，即我的三爷爷，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复员后考取东北某农机学院（具体哪个学校就不清楚了）......

  四子，即我的四爷爷，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58年停办），后为专业作家......

  在我看来，这一系列结果连同曾祖父一生遭际在所谓“大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但仅仅这一粟，便可窥见庞大的士绅阶层在中国近代史一百年（也是“近代化”的一百年）中扮演过何种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