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太忙，连续超负荷运转，不知不觉中竟已从八月到了十二月。有几个题目本来都想写一写，包括两位诺奖得主对六七十年代美国NIH学术环境的评论、热带医学之父白文信、我本人对中国内地青年科技才俊的惊叹和感想等等。今天有一点时间，就先谈一谈我熟悉的禽流感。

去冬今春关于在实验室中获得五个点突变后在雪貂间易于传播的H5N1禽流感病毒序列到底应不应该发表经历了一番争论，成为国际科技界热议的话题。其中支持与反对双方势均力敌，互有攻守。我在年初的本科生考试中问了这个问题，结果持正反意见的都有人得到满分或近乎满分。最近的研究生辩论课则以此为辩论题，结果正反两方旗鼓相当，打成平手。本来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NSABB）是反对全文发表的，舆论哗然之后经过听证终于作出自我修正，批准有关论文全文公开发表（参见本人旧文）。但此事并未因此划上句号，反而余波荡漾。有人说此类研究不应在发表时再来讨论，当初批准研究经费时就应充分考虑。NSABB中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较多，他们最近为有关研究设了七道限制（参见最近一期Science的新闻分析）。其中最主要是要求此类增加新功能（“gain-of-function”）的实验必须为公共卫生重大课题（“high significance in public health”）并且并无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法可以采用（“no feasible alternative methods”）。其中一个十分苛刻也引起极大争议的具体要求是让研究人员提供证据表明他们在实验室所获得的人工改造H5N1禽流感病毒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经自然进化而生成（“could be produced through a natural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大量的批评意见都认为，这个标准定得过高，实际上扼杀了此类重要的研究。究竟什么才算是证据，究竟什么是可预见的将来，根本莫衷一是，谁也说不清楚。著名的流感病毒权威Peter Palese就认为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完全被误导了。当然主张严控有关研究的学者也是有的，甚至有诺奖得主，可惜他们都不太懂得流感病毒，基本上是外行批评内行。科学家应当关心社会，也有责任向社会说明自己的工作及其意义。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科学家与常人无异。因此科学家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发表意见应当十分慎重。

从事有关研究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法，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既能避开争议又可达到同样效果，科学家何乐而不为？问题是，从事此类研究的风险其实并不高，搞得草木皆兵完全没有必要。首先流感疫苗非常有效，其次增强传播能力的突变往往也引起毒力降低，因此人工改造的毒株其实不足为虑。温故而知新。2005年科学家从阿拉斯加冻土常年冰封的1918流感死者中用基因工程方法重建出毒力超强的1918大流行毒株的全基因组，一时也引起众多非议，当时就有人提议严禁此类研究，以防恐怖分子利用有关信息人为制造凶险的流感病毒，引起世界大流行。然而，2005年以来科学家利用重建的1918毒株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解答了原本无从入手的许多问题，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流感病毒的认识，也为全球战胜2009年流感大流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事实上，针对2009大流行毒株的疫苗就完全可以有效预防1918毒株的感染。况且2009年以来世界各地人群普遍带有针对2009大流行毒株的抗体，对1918毒株也有交叉保护。因此恐怖分子如果想利用重建的毒株从事破坏活动，是根本不会得逞的，完全不必担心。也就是说，当初重建1918毒株还是利大大多于弊。同样，我认为有关人工改造H5N1的研究，应该也是利大于弊，因噎废食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