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属下的研究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的通讯，得知原麻省理工学院(MIT)生物系副教授Luk Van Parijs (比利时人)的案件经过旷日持久的调查，已在2009年1月结案。当事人因在多篇论文及资助申请报告中故意造假，被确定有11项不端行为，受到五年内不可接受政府合同及担任政府顾问的惩处（全案情况详见ORI网站的公布：http://ori.dhhs.gov/misconduct/cases/VanParijs.shtml）。此前MIT已于2005年10月在校内调查有初步结论后将之开除。在RNA干扰研究领域内的这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就这样急速地陨落了。

 

此君不可谓不聪明，思路不可谓不活跃，否则不可能在一个新兴领域内屡有大作发表， 并加入国际顶尖实验室，进而成为MIT的副教授。他的实验结果也不可能全是假的。至少他所创制的pLL3.7载体就很好用，至今仍为许多大实验室继续采用。他创制了该载体，并无偿向数以百计的同行分发，也算是他留给本领域的一大贡献。即使他是个作奸犯科者，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不必一棍打死，至少他比那些从不将本实验室的质粒与人分享的学者还是好一些。有些比较维护此君的人士甚至说，此君造假并不影响其论文的主要结论。然而，从Van Parijs的倒台，再次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他自毁前程是由于习惯性地造假，虽然短时间他确实比其他人晋升得快，出名得早；但长此以往，迟早会跌得粉身碎骨。正所谓爬得越高跌得越惨。他被MIT和ORI作出处分后，恐怕其学术生涯已经终止。虽然很多人为他惋惜，但严酷的事实不容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Van Parijs的部分造假论文的共同作者包括了两位诺奖得主David Baltimore和Phil Sharp。据报道，正是Baltimore作为校长最早提议加州理工学院对Van Parijs展开调查的。Van Parijs被MIT炒了鱿鱼后，Baltimore还表示最初听到此君造假很惊奇，并谈到自己对他的好印象(“He was a very personally attractive, excited, and thoughtful guy who cared about a wide range of science”)。有人认为Baltimore厚道，更赞扬他当年力挺被告发造假的一位日本博士后（ORI的调查最终证明她并无不端行为）。当然更多人则是再次对Baltimore提出批评，有人认为他作为校长已远离科研第一线，也有人认为他作为博士后导师对Van Parijs过于放任。然而，正如Van Parijs的另一位导师Abul Abbas所言，作为导师他完全没有也无法察觉Van Parijs的造假行为。Phil Sharp由于一贯信誉良好，而且并非Van Parijs造假论文的主要作者，学界对他并无过激的批评。对所有其他共同作者，批评归批评，冷嘲热讽归冷嘲热讽，至少没有证据表明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造假的同谋或合伙人。更没有人要求他们辞职或要褫夺他们的院士称号。

 

有趣的是，所有Van Parijs的共同作者，包括名人作者在内，无一否认自己是所涉论文的署名作者，而且他们都共同承担了论文出错的责任，并在有关刊物上署名登出更正启事，同时也引用调查委员会的结论，说明造假只涉及一人。从此案看来，至少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挂名论文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顶级高校也时有发生，Van Parijs是否有乱拉名人在自己论文上署名，就很值得怀疑。第二，任何参与署名的名人须为出错承担共同责任。第三，参与署名的其他作者对造假可能完全不知情，如经调查证明确不知情，也就不需承担造假的责任或因此接受惩处。第四，参与署名的名人其名誉受损，对其学术声望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是为他们的最大损失。第五，对故意造假者的处罚通常十分严厉，其学术生涯毁于一旦。

 

对比在中国发生的若干案例，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对学术不端的处理，还要学习科技强国的经验，建立制度，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常态化。至于一再发生参与署名的共同作者矢口否认与涉案论文有关的情况，实在过于荒唐，必须从舆论压力、制度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彻底杜绝此类严重影响中国科学家声誉的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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