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部门邀请我讲“某某精神”，实在是勉为其难了。说不得，只得认真学习相关文件，浏览众多学习心得。这一圈下来，感到难以领会的是文件中出现频度很高的两个词汇：进一步，更加。

什么是“进一步”和“更加”，那“进”的“一步”究竟有多大？怎样才算迈出了一步，而不是半步？更加，究竟要“加”什么？这种比较级的修饰词让我等凡夫俗子看来实在是没有信息量，不知要往里充实什么内容。

更难把握的是，需要比较以往相关文件与此次的区别，究竟增加了什么，又减少了什么。文件中不提什么，比新提了什么，有时更有玄机。可是，从哪里去找这些与此次文件相匹配的“相关文件”？

领会精神，看来功夫在诗外啊。

近日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此处摘登，虽不表明博主完全赞同其观点，但文章信息量足，更兼文中观点之鲜明，毫不含糊，实属难得一见。不知汪玉凯教授是否在众多省部级讲座中同样直截了当宣讲这些观点？

马立诚：老左派思潮开始抬头了|高见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484972.html

文中的加粗部分为原文就有，楷体是博主加的段落大意。

一是今年4月5日，有人在北京福田公墓的江青墓前献花圈、发表演讲，和周围扫墓群众发生冲突。网上也发表了戚本禹怀念江青的长篇系列文章；

二是一系列怀念张春桥的活动，有人在网上发表《论春桥思想》的文章，某市还召开了张春桥思想座谈会。

这是“老左派思潮抬头”的典型表现。

改革开放近40年，由于迟迟不能开展政治改革，无法从根本上纠正很多重大弊端，腐败太厉害，财富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环境污染，草根生活困难看不起病，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草根阶层更多是从自己经验里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文革。在很多人那里，文革被简约和美化成反腐败。有人对我说，上法院走程序告贪官太慢了，写大字报、抄家、游街多解气，立刻就能解决问题。草根面对着挤压，面对着不公，面对着生活艰难，有点等不及了。

“老左派思潮抬头”的社会基础。

什么是左？就是在国内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敌视私营经济，反对改革开放，甚至要求搞文革。在国际上就是主张打倒美日帝国主义。

中国的左，表面上是“政治正确”，实际上是保护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利益集团维护自己私利的护身符，是一个欺骗人民的面具。

为了使权力获得正当性，就要调动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使用民族主义的武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往往是被某些精英集团操纵的。

“老左派思潮”在当前的定义，“老左派思潮”的实质。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政论家。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北海道大学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到2013年为止，出版18本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极力鼓吹对日新思维，反对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不可否认地纵容了日本的狼子野心，造成了今天日本的猖狂和肆无忌惮。

与此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驳斥和反对，乃至被许多网民称汉奸。（百度百科）

高见丨汪玉凯：对党从严要求不要扩大到全社会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8754363.html?touping

中国经济潜能存在，为什么得不到很好的释放？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则关键出在政治方面。甚至我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关键部分也许都不在经济层面，而在政治层面。市场化方向是对的，但改革起来难度很大，于是就出现深化改革的口号很响，实际改革的进程却阻力重重，收效不大。即使本届政府决心很大的简政放权改革，也是举步维艰。而在我看来，在目前中国的体制环境下，行政体制改革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问题，很难解决根本性问题，行政体制改革背后还是政治体制改革。

最近在一次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我看到了胡耀邦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他指出：“执政党同地下党、 非执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党执政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那样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可以退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得通。”我觉得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在想，胡耀邦1980年讲的这段话，已经整整过去35年了，那么35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经济社会都取得举世触目成就的今天，这种蜕化变质的风险是降低了还是上升了？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我的感觉是，如果从增强危机意识的角度看，这种风险确实是上升了。其具体表现是：贪腐泛化，官场变味，贫富悬殊加大、官民冲突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在少数地方横行，从而导致经济、社会、信任、政治等多种风险上升。

中国政治转型的核心，是启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别无他途。最有可能的是两种趋势：

一种是朝着更加改革开放的方向发展，用顺应世界潮流的思维和战略来处理各种重大问题，增强与世界的包容性。其中最主要的包括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政治层面的民主法治改革方向。如果是这样，中国将有可能真正走向一条振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将实现全面转型，国力增强，人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对执政党的认同度也大幅上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执政之路。

另一种可能性是市场化改革方向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和国家治理改革滞后，难以顺利推进。与此同时，政治上民主法治转型继续受阻、甚至再次受到左祸干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将再一次遭受重创，内忧外患祸不单行。这一点之所以需要特别关注，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社会似乎有左的基因，很容易被再次死灰复燃。 记得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曾经说，要防止右，但当前主要危险是左。我认为邓公当年的这一重大判断，并没有过时，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高度警觉。

我以为用“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可能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有包容性，如果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实际上等于把香港、澳门、台湾等都排斥在门外了，因为按照我们的主张，这些地方是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而且这一立论，也无形中增加了与世界的对抗性，并不利于我们的发展。

如果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个人的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另一句是国家的即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可能更好。第一句是中国传统中传承下来文化经典，以此来塑造个人人格；第二句则是世界共同价值的追求，国家有义务、有责任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这样一个制度框架。

汪玉凯，公共管理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1996年进入国家行政学院以来，长期为学院的各类班次讲授多门课程及专题，包括省部长专题研究班、司局长任职班、进修班，香港、澳门高级官员培训班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世界多个国家来中国培训的班次。同时，还多次为地方党政机关的省委中心学习组、市委中心学习组进行专题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