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日前，博主上载了 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

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当变化容易时，对它的需要不能被预测；当变化的需要变得明显时，变化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间，以致难以或不能改变。这就是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技术的社会控制》1980）

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背后隐含了若干重大的哲学问题，譬如说人性，人性的自利，以及人不可能知晓一切，预见一切，等等。此处，博主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人与社会演变过程（此处不用带有褒义色彩的“发展”和“进程”等）的不可逆。新技术就是如此，一旦“融入”社会，后果已经“涌现”，再行改变的阻力也已经“建构”。因而实际上“难以或不能改变”。

新技术“融入”社会，看起来就如同一颗糖溶入水中一样，不可逆。然而再一想，糖在水中的溶解，真的与新技术的社会化是一样的吗？前者的不可逆是熵增，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而后者的“融入”，在生产阶段分明是资源、资本、知识等等的凝聚，消费阶段是消费者因应用新技术而获得更好的功能，在此过程中必须经由或多或少的学习，个人与社会因新技术而“发展”或“进化”。因而，新技术“融入”社会不是熵增，而是熵减；不是糖的溶解，倒像是在糖水中把糖提炼出来。既然如此，一旦发现新技术酿成不良后果，为何不能如同把糖重新溶入水中那样，让消费者放弃新产品回到原有的平台，让资本、资源等各回原处呢？

细想起来，在新产品融入社会的一段时期（注意：这里不是“第一时间”！）后，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围绕着新产品发生了某种意义和程度上的“重构”，建立起新的耦合关系。例如厂商和工人以此为生，消费者把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行为举止建立在新产品的基础之上，乃至整个社会在此基础上重组，例如核能。

不过情况并不是没有例外。在博主有限的视野中，DDT弃用就是“回到原处”的一例，是科林格里奇困境的例外。即使更为重要的核能，在日本难分难舍之时，德国则痛下决心。DDT弃用和德国放弃核电，各方是否真的以及怎样“回到原处”？以及，此“原处”是否就是原处？

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者们讨论了无数技术社会化和社会建构的案例，本文中提出的这两个反例（DDT案例已有研究，但有待深入）或许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