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之所以在当今社会难以奏效不仅在于地域的扩大和流动，而且，以及更重要是经济形态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由自然经济经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导致人际关系的根本变化，也就是从传统社会的“和”，经历计划经济年代的“斗”，到现在的“博弈”。

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没有或很少交换。人际关系主要并不建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而是所谓的“纲常关系”，其核心是官本位。官本位是集权的必然产物。人际间按在官本位系列中的高低亲疏排序。社会中大体上是三种情况：其一是由皇帝主宰的官场，博弈胜负由与皇帝的“距离”而定；其二在官民之间，强弱分明，博弈尚未开始胜负已定；其三在民间，经济上自给自足，一般不存在博弈。或许主要正是这一点，给后人以传统社会一派和谐之感。

计划经济同样没有或很少交换，配给制意味着人们不会在“物”的层次上博弈。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打乱了传统社会的所有“纲常”，批倒了调适人际关系的传统文化，由“和”到“斗”，以意识形态之异同论是非，博弈之胜负变成了是否“保持一致”的对错。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转向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现代史上曾有过短暂的市场经济，因种种原因而随即夭折，令人扼腕），中国社会的博弈发生了很大甚至根本的变化。其一，把人与自然的博弈放在第一位（参阅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人的三大关系之二）。表面上看，计划经济年代就是这样，然而究其本质，是为了政权的需要。其二，将人际博弈建立于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上。此处的关键之点是，人际博弈中的“人”是独立的个人，而不是国家。这一点是市场经济的要义：个人本位。

必须指出，以上变化仅仅是在“方向上”。不得不承认，首先，数千年的官本位依然强而有力，无所不能而又有所选择地渗透到各个细部。其次，西方社会是在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上展开人际博弈，将人与自然博弈的规则延伸到人际博弈，而当代中国是在传统人际博弈盛行至今的情况下开展人与自然的博弈，将人际博弈的“无限规则”（参见本系列）应用于人与自然的博弈。食品安全、矿难、污染，等等都可以看到中国式转型所必然带来的弊病。第三，或许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适用于自然经济的调试机制已经失效（可以从孔子像的无所适从，窥见有关部门的纠结与无奈），而适用于市场经济的规则尚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想建立……

于是，转型至此的中国，诚信缺失几乎成为一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