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当今世界，各国不是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的途中，就是处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中之二者或三者某种迭加的状态或过程中。

回首西方走出中世纪的历程，对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本身，都是值得记取的历史遗产。前些日子，网上有诸多文章强调了西方，特别是美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特定宗教信仰的作用，令其他国家难以效仿。笔者试图从尘世间寻找依据，为现代化之路提供来自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支撑。

托夫勒的三次浪潮是农业、工业和后工业。实际上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还有1.5次浪潮，那就是手工业。手工业成为推动西欧社会走出中世纪的经济基础。

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手工业获得长足发展。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社会有一个独特之处，“在欧洲领主制经济中，领主土地是使用农奴集体劳动的大型经营”。农业不以家庭为单位，手工业也是如此。庄园制度强调公共事业和团结。“……庄园内还有各种专业的工匠和公用的磨房、冶坊以至面包炉等。”这一点与以家庭为主的东亚的生产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国，自古至今，家庭一直在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封建社会的“男耕女织”是家庭的理想形式，神仙都向往这样的生活，牛郎织女即是写照。笔者曾参观南通市的纺织博物馆，南通是中国纺织业的摇篮。在贫农家里有一架纺纱机，富农家里有一台织布机，地主家可能有两台。于是，手工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女织”的方式，并与“男耕”即农业捆绑在一起，既维系了落后的农业，手工业自身也因不独立而得不到发展。

手工业者凭技术谋生,减少对乡亲们的依赖，较之从事农业者要与远为多的陌生人打交道,这就使手工业者眼界大开,具有更为开放的心理和相对独立的个性。在人际关系中血缘关系变得淡漠，逐步融进了物的因素，这是走向现代的必要一步。

农业“靠天吃饭”而形成相对被动的心理,手工业者则更多地感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自己的构思、技艺与双手,手工业者改变了物质的形态，其意志也较之务农者得到更多的实现。

这样，“西欧的手工业容易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部门。社会分工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社会生产越来越专门化，商品生产就会日益发展”。于是，“……自然经济走向解体，封建制度因之发生动摇”。

记得是“列宁在十月”或“1918”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富农对列宁说，你们工人什么都要靠我们，粮食、棉花……，而我们农民什么都自己有。这就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而手工业的分工，面包、织布、打铁……，必然要求并促进交换，因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不仅如此，手工业可以分门别类，进而分解为各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不断重复和进一步划分，使工场内部的分工更加细化，既促进知识的积累和编码，也为日后的机械化做好人员组织上的准备。知识的积累和编码通往科学革命，人员的分工合作则成为工业革命的预设。

从根本上说，相对于农业，手工业是先进生产力，因而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情况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周而复始，不定期发作的农民起义，以及由此导致的改朝换代。

在一个朝代的末期，往往是农民破产，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加深；地方上的贵族化倾向抬头，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官僚集团膨胀，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以及本来应起对地主遏制作用的官僚反过来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几个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于是或群雄割据，或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朝廷。

问题在于推翻朝廷之后怎么办。无论是群雄还是起义领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按原有朝廷的格局再搭一个新朝廷。新朝廷扫除了上一个朝代所积淀下来的垃圾，生活重新开始。改朝换代，改掉的是朝和代，没换掉的是原有的社会结构。换一批人当政，然后再慢慢的重滔覆辙。

西欧的崛起和中国的“超稳定”二者的比较说明，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

德布雷，作为切•格瓦拉的战友和哲学家，最终意识到，“归根到底，唯一跳出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往返的”。

需要指出，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政治革命完全是必要的，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南北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