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级阶段的同与不同

虽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以及所处的高度不一样，但S的“模样”雷同，在模样雷同的背后是，处于各自类似的发展阶段。董洁林教授所绘之S，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其中的上升阶段，对应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大致从文艺复兴运动后期、启蒙运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S中段则对应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至今。作为“初级阶段”，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 对财富的渴求

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初，对东方香料和奢侈品的向往使航海者胆大妄为，仅凭“地球是圆的”和极其粗糙的地图便踏上未知归途的环球航程。

清教徒神学家J·科顿在1654年写道：“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性质、进程和应用，这是上帝赋予所有人的责任……理由二：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为了身体的健康而获得许多医药的知识；为了可以从万物中知道许多使灵魂得到教导的知识；为了在我们知道每个事物的价值和应用后可以获得财产。”[i]

这条理由简直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毫不隐讳的呐喊。加尔文认为，为了上帝，世界应在不断的劳动中被征服，为我所用。因而商人“应在他们的行当中受到尊重”。

在18世纪的一位工程师的眼中，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缘由是，正当人类的脚步遇到障碍难以前进之时，“一滴水化为蒸汽，把人类的疆域推向无穷的边缘”。

启蒙运动者坚信，科学技术将推动社会前进。霍尔巴赫直截了当表白对知识价值的见解：几何学可区分人们占有的土地，否则将陷于混乱，物理学可引导人们在自然中研究那有助于增进人类幸福的东西，而教授科学的人理应受到尊重、爱戴、得到报偿[ii]。

在出版于1719年的《鲁滨逊漂流记》中，笛福借鲁滨逊之口宣称：“世界上一切好东西对于我们，除了拿来使用之外，没有别的好处。”维多利亚女王在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宣布，这一天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iii]。

时间进入21世纪。基本上满足物质需求的大部分西方人已经迈向更高的需求层次，而对于同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对财富（物质生活）的追求才刚刚开始。因种种原因，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较之当年的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一，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有一个从人与物的关系，向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提升的过程。西方作为“正常的儿童”（马克思），沿此次序逐级向上，兼有新教伦理等相伴和引导。中国人历来重人际关系，或“和”或“斗”，物质生活被遏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回到三大关系的起点。中国人返老还童，加上“穷怕了”，对财富的渴求倾泻而出。

其二，沿需求层次或三大关系提升的途径受阻或被扭曲。在人际关系上，有中国民企“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多次表态不问政治，被赞“在商言商”。在人己关系，过高的道德要求无异于虚伪。民众的欲求被压缩、锁定在物质层面。

前段时间，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组关于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的数据，中国劳动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达到76%，只有24%的人在家，还包括老人孩子和学生。印度劳动参与率低到55%，近一半国民不出来工作。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2倍，但劳动力是美国的5倍。一家老小齐上阵，个个干活，个个挣钱，齐奔小康。

Centre for WorkLife Policy（纽约工作生活政策中心）一项研究显示[iv]，中国女性是全球最有野心的女性。76%的中国女性希望担任最高职位，而美国的比例只有52%。强悍的中国娘们，让她们在顶尖富豪阶层，在普通中产阶层，甚至于在普通阶层，都让中国正在全面超越世界平均水平。

罗丁（CyriacRoeding）是一名美国互联网创业者，曾创办了全美第五大移动购物APP“Shopkick”，2014年，他卖了公司，移交了CEO工作。在北京、深圳和香港考察了三个星期。从处在创业初期的公司，到估值200亿美元的美团。还见了十几个风投、二十几个创业者以及天使投资人。甚至考察了更早期的平台，比如大量年轻创业者聚集的车库咖啡等。

他的结论是，“我们对硅谷的发展速度感到自豪，但中国人更快”。不存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随时都可能开会。在北京见小米公司副总裁Hugo Barra（原谷歌高管），本约定晚上11点见，但因为其他会议推迟，最终在半夜才见到（Hugo还要赶第二天早上6点半的飞机）。创业公司奉行“9/9/6”文化，而企业创始人和高管则“9/11/6.5”。虽然未必高效有用，但罗丁还是被这种强大的饥渴和动力所震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变革中国》中感叹道：“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甚至有一点恐惧。”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辛劳与获得之间往往不匹配。少数人的巧取豪夺与不劳而获，令多数人的辛劳夹杂着辛酸。

2. 不确定

初级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不确定。

西方国家的初级阶段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在市场经济中实现自组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的这段名言是“不确定”的写照，显示了“随机涨落”的范围之广，幅度之大。其时还有无政府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强调“自由放任”。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项制度的完善，以及个人需求层次的提升，由初级阶段一路走来，身处S顶段，发达国家的个人，会是什么样的心理？

刘瑜对此做了形象的描绘[v]。

历史这个“老人”风尘仆仆地赶了成千上万年的路，就是为了赶到这里，打开铺盖卷，定居下来，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劈柴喂马。

这历史的终点处的风景，似乎就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留在美国的充分理由，奇妙的是，它也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离开美国的充分理由。

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历史的终结”，是那种生活的“尽头感”，是曾经奔涌向前的时间突然慢下来、停下来、无处可去，在他家那美丽的院子里，渐渐化为一潭寂静的死水。对于有志青年，中国这个大漩涡，是一个多么大的“可能性”的矿藏。

国内的生活，他看不到上限，因而充满希望，但也看不到底限，因而特别危险；

国外的生活，他看得到底限，因而感到安全，但是也看得到上限，所以特别乏味。

“刘瑜，你回国吧，中国多复杂啊”。

复杂，嗯，就是这个词，恰切，精确。对于一个有胃口的灵魂来说，“复杂”是多么基本的一种需要，而康州阳光下的郊区，美得那么纯粹，那么安静。在历史的道路上，人们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终于到达了历史的终点（S的顶端！）。然而对于习惯惹是生非的人来说，说到底是一种饥荒。

这也是一种“围城”，源于人的本性。读刘瑜的这些文字[1]，想起一句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上海，百年前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在曲折、停滞了一个世纪后，如今不仅是上海，整个中国，都是创业者的乐园：大众创业。新华社援引专家预测，未来5年，我国将迎来人才“进大于出”的历史拐点——将从世界最大人才流出国转变为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逐步成为国际人才竞争格局中的重要一极[vi]。

自然，人才之所以回流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在发达国家，除了面对S的天花板外，还有针对中国人等少数族裔的“玻璃门”或“天花板”。

西方走出中世纪，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方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78年，一夜之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后，其一，适用于小农经济和熟人社会的孔孟之道不再适用，其二，市场经济所需的法律和制度尚未完备。与此同时，又突然面临远比亚当斯密当年更为复杂的境况。由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权力，突然面对苏醒的社会与被自己唤醒的资本，国资民资外资同场竞技，城市农村、东部西部同时发力。不确定充满机会，不确定孕育风险。没有上限，同时也没有底线。

还有必要指出，发达国家步入S顶端正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和2001年加入WTO之后，沿S中段陡然上升相契合，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不构成相互竞争的关系。前者资本和技术输出，把效率型产业迁移到中国，中国则以廉价商品满足发达国家的物质需求。

在中国沿S中段陡然上升之时，不仅在世界上罕有竞争对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发达国家助推了中国在S形曲线上的腾飞。或许正因为此，美国当年WTO的代表对于当时允许中国加入后悔不已。

3. 初级阶段的弊病

亚当·斯密在看来平淡无奇和混乱的世界中揭示秩序和意义[vii]：趋利避害——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人假设和丛林法则中，人只是“经济动物”。其典型是，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大批工人离乡背井，疏离基于血缘的熟悉而又特殊和狭小的人际关系，告别缓慢、独特以及自由的生活节奏，从其原有的特殊且赋有价值和意义的生存环境中分离出来，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在陌生的机器和流水线上，在外在和整齐划一节奏的驱使下，从事很快即可熟练，但却缺乏价值和意义的工作，以基于理性的冷漠而又普遍的合同和契约与陌生的人相处。

这一过程从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化即已开始，在随后的圈地运动和工业化中继续。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即是生动写照。这就是“脱域”，吉登斯称之为“现代化”[viii]。

马克思主要批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罪恶，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在恩格斯的笔下，这一时期的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仅仅是为了生存，引者）获得充分的发展。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ix]。

西方国家在对初级阶段的批判中自我完善，由S的中段走向顶端。

作为初级阶段，中国还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不同。

中国的初级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地。中国有经济学家称，中国的市场经济比西方更加自由，中国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会，也没有无处不在的NGO的监督、工会罢工的自由、社会福利的强制性增长等因素，打败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如小菜一碟[x]。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开胸验肺”。

中国的这种情况被秦晖等称为“低人权”。日前发生在北京的驱逐低段人群的事例再次说明这一点，北京已经“折叠”。罗丁认为，有些创业公司之间的竞争粗鲁无情，甚至在道德上令人难以接受。

中国的初级阶段还伴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转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熟人间“短程”的伦理道德失效，孔子像一再迁移说明了儒家伦理的尴尬。面对假冒伪劣，陌生人社会的规则缺位，不完善，或执行无力。虽提出“八荣八耻”，然而民不畏耻，奈何以耻惧之？“宁可在宝马车上哭”。国家GDP至上，在凡夫俗子就是金钱至上。民间有言，“GDP你等一等，等一等你的灵魂”。

中西初级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在市场经济“归零”——人的“自然”状态，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在市场经济自组织的过程进入S的中段。

中国则从未归零。从计划经济年代继承下来的权力，一方面以看得见的手调整看不见的手，以在S的“效率”阶段汲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以及以新的科技成果提升S，在短期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然而在另一方面，或者粗暴干预经济，或者在国进民退中扭曲市场经济，或者形成以权力为核心的利益集团。

顶层从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是权力，底层所继承的则是“被计划”，说的重些是奴性，以及对绝对平均主义的留恋。这种情绪在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之时，往往转化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敌视普适价值和宪政。由此可见，当下舆情的分裂不仅有当下的社会因素，而且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计划经济已经深入国人的骨髓，成为自上而下大多数国民的基因。

上文述及的“不确定”无底线无疑加剧了初级阶段的弊病。资源和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目共睹，此处不再赘述。

后进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是否会由初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以及会是什么样的高级阶段，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和实践。

[1]作为一篇（准）论文，这段引文嫌长了些，文风也并不契合。但笔者在试图修改时发现，竟然无从下手……。

[i]弗伯斯、狄克斯特霍伊斯．科学技术史．北京：求实出版社，1985．204

[ii]葛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66

[iii]转引自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561

[iv]大数据告诉你，中国女人有多勤奋http://mt.sohu.com/cul/d20170705/154674062_172819.shtml

[v]刘瑜：“你回国吧，中国多复杂啊。”http://www.sohu.com/a/151454094_612126

[vi]硅谷精英的尴尬：呆不住的中国，回不去的美国http://www.sohu.com/a/196324883_401596

[vii]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9

[viii]程光泉主编．全球化理论谱系．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81～240

[ix]恩格斯：十九世纪伦敦底层劳动者的居住与人权http://news.ifeng.com/a/20171126/53601487_0.shtml

[x]http://www.leawo.cn/space-2547772-do-thread-id-710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