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上的十一长假。因科学网博客一直在讨论诺奖，我亦参合其中而乐此不疲，所以忙忙碌碌，也带累了家里人，本来他们应当好好休息的。明天就开学了，感觉思绪从纷繁当中脱出来，有了一点思考的空间。也许是休息多日的原因，才有这般的清醒。

        前些年读哈贝马斯的文章，他引述韦伯对自然科学的评论：“现代自然科学赋予理论知识以数学形式，并用严格的实验对理论知识加以检验”。哈贝马斯主张的是理性主义，我感觉他是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徘徊。中国的学者近年来一直在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解释，进而对韦伯的这种理性主义产生了怀疑。因为在韦伯看来，现代化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在西方之外是不可能产生的。但中国和东亚的发展，使韦伯的论点被动摇。

        其实，诺奖也类似，西方人不论是合理性与合法性，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为什么华人在美国搞科研可以获奖？为什么日本人也可以获奖？因为都是在西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规则当中来运行，在文化上已经接收了基督教文明，所以就容易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同。

        如果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基础，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这样的顺序，那么世界的文明就不应当仅仅是基督教文明。多于多种文明融合的世界，改变世界的运行规则尤为重要，当然也包括改变诺奖的评审规则。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其实理由也很简单：前些日去重庆调研，看到钓鱼城正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为未来的旅游业的发展打基础。800年前的古战场成为今天的凭吊之所，心中有些怅然无序。当时就在程朱理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上帝之鞭已经打遍天下。看到这里的江山险固，抵御元军34年之久，确实不易，但最后还是归于失败。看看这如画的江山，我们缺的是什么？为什么盛唐之后中国人就没有了进取之心？我们只能归之于文化和科技。不是我们的文化落后，而是缺少进取；不是我们的科技不先进，而是不能富国强兵。

        我不主张中国科技界刻意去追求诺奖，理由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科技实力真正强大了，诺奖就会“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趁诺奖大讨论的时机，反思我们文化的理性、重新认识科技的精神文化价值、树立进取意识和全球观念，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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