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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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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
2007.05.26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某处百姓打死小偷的报道，上网一查，这类事件近几年还发生了好些例。
我的研究启蒙老师
记得在美国做博士后时，和一位同研究组的兄弟讨论过打死小偷这个问题。这位老兄是信教的，我刚到费城时一个人，他带我参加过几次他们华人教会周末的活动，就是唱诗、晚餐聚会，有时候还有圣经讲解。
碰巧的是他们教会的大师兄许漱谦先生是我上大学时候班级的导师，在那里常常会看到他给新的教友讲解圣经的问题。我接触到界面问题直至后来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是因为许老师当时到宿舍来和我们聊天，偶然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界面科学的问题，其他同学好象没有太在意，但我真的按照他的建议去找了几本参考书来看。后来我接触到了利用超快激光和非线性光学来研究界面分子光谱和结构的研究，就选择了跟这个领域最好的教授之一读博士，由于做得不错，就真的一直做下来了，也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我们上大学时还是科大非常自由化的时期，学校和系里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所谓的导师制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导师制就是在所谓辅导员之外，每个班有三个从事研究的教授或副教授（当时教授和副教授人数都很少）做班级导师，定期或不定期地与班上同学讨论研究、学习或其它问题，并且在学生有问题时提供一些咨询。至少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关键是没有任何的硬性的规定，但提供了帮助我们成长的另一个空间。
许老师是58年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到刚建校的中国科大工作的。在大学时我并不知道他从小就信基督教。后来他到美国后我们也就再没有联络。所以当时在费城见到他很高兴。他当时在费城附近一家和制药有关的公司工作，业余时间就参与和组织当地华人教会的工作，为教友和非教友服务，真是得其所哉！我很喜欢了解宗教，但是毕竟我从小没有接受过宗教的熏陶，再加上看过的马列主义和孔孟之道太多，作为科学家又相信近似于斯宾诺莎或爱因斯坦的上帝一类的东西，所以对于教会，还是投入不进去。
打死小偷的东西方善恶观
这位教会的兄弟告诉我他信教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小时候打死过一个小偷。
他说他在国内上少体校时抓到一个小偷，于是几位同学一拥而上将那个小偷蒙在被子里打了半天，结果就打死了。他们当时并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坏。不过，打死了人，毕竟心里还是会后怕。他说他自己在信上帝之前一直没有认真想过罪和良心的问题。信了上帝之后才逐渐认识到自己原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最大的罪是在良心泯灭上的。他说：我是退伍军人家庭出生，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中根本没有罪和良心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接触到上帝之前，没有谦卑感，完全是白活了。
我告诉他，我上小学之前有一次和父母坐成昆线的火车回老家，火车上很挤，我在车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半夜时车厢内很吵，我惊醒过来，听见我母亲叹息了一句：那个小偷双手被反剪栓在背后，被打惨了，很可怜。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那个小偷肯定没有被打死，因为车上至少有我母亲这种人在，是不会看着他被打死的。我当时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做“小偷...很可怜。”但是，我从我母亲的话中知道，抓住小偷然后狠打一定是不好的事。因为我父母都和上帝没有关系，而且都是共产党（一个文革前入，一个文革后入），所以我说，打不打死小偷和信不信上帝没有关系。相反，这可能跟个人小时候从父母或环境中接触到的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有关系，或许可以说跟社会中局部的文化传存有关系。所以，即使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幼小的我也还能在睡梦中醒来时得到一点人性光辉的照耀。
殊途同归，信基督教的人，如果没有变成极端分子，也是不会随便打死小偷的。因为耶稣不让人用石头砸妓女，就说你们哪个没有罪的人就去砸好了，结果没有人砸。
理解不了雷锋的名言
火车上母亲的那句话当时并不是直接说给我听的，但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却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多年以后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雷锋日记（1960年10月21日）中的那句广为传诵的名言：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现在为止，我还是做不到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我也做不到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我对个人主义不仅不能像秋风扫落叶，而且更做不到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首先，同志间也用不着那么亲热，那么亲热是要出问题的，过分亲热很可能会拉帮结派，蝇营狗苟；学习知识和做研究工作又不是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需要的是独立的思考和分析，夏天一样的热情并不适合，而且往往会很快失去耐心；个人主义并不是坏事，就算有人认为它不好也够不上被秋风扫落叶的程度；至于敌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敌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有敌人，我还以为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总之，我接受不了雷锋思想的这部分精髓并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做好事，帮助别人，其实我在这方面应该说做得很好，即使帮助了别人还被人骂也没有后悔。我接受不了雷锋思想的这部分精髓也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立场，分不清好坏。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妈那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成了我在对待很多事情上的基本态度。父母的言传身教比任何道理说服影响都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认为如果父母实在做不了真君子，在幼小的子女面前也起码要刻意地做一个伪君子，即是在糟糕的现实中生活，也千万不要不经意地把抱怨、愤恨的情绪都印在小孩的头脑中。
“孟修斯”之道
我以前说过我在科大的研究生导师在我问他我该读什么书的时候，他告诉我如果有时间就读读孟子。这位老师不是我的那位作为孔子后人的老师，如果我没记错，孔老师的父亲是五四时候要打倒孔家店的，他也从来没有建议过我读《论语》。
孟子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孟子《告子上》篇中，孟子和公都子深入地讨论了人性善恶的问题。
公都子说：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公都子说的其实没错，文化大革命时候就会出现群众斗领导，领导斗群众，群众斗群众，领导斗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人性是无所谓善恶，所以文王武王时，老百姓善；幽王厉王时，老百姓恶。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做了不好的事，应该怪别人，因为我们是无所谓善恶的。
孟子用化骨绵掌几句话就把公都子上面的说法化掉了。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中国人过去讲仁义礼智，就是这么来的。实在不知道鲁迅怎么翻开历史一看，就发现到处都写着“吃人”这回事的。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心所固有的，不是后天渗入的，如果我们追求它，就有，不追求它，就失去。就是所谓“求仁得仁”。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责任是你自己的，做了坏事，是你自己不去追求做好事。所以，孟子不仅解决了公都子提出的为什么有时候民善有时候民恶的问题，进一步把人性善和恶的责任都交到了个人手中，而且不允许个人推脱自己的责任。两千多年前，孟子这个老东西就在鼓吹人性善的个人主义，中国文化过去的辉煌不能不说和这没有关系。
孟子最有名的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语录也出于《告子上》这一篇，这表明孟子其实从来都相信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孟子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才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虖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还说：
“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彀”，通“够”，还有将弓张满的意思。现在的老师和学生都应该好好体会这句话，不要整天自己在追求学问和学习技艺的问题上偷工减料，没规没矩，还让全世界的人见了都以为中国文化从来就是不求甚解的文化。
东西文化，应该是殊途同归，最终会融合的。如果我们从来不读孟子，那么读读圣经，应该也能达到相近的效果。实在不愿读这些，想想被打死的小偷，再每天念几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咒语也好。反正千万不要去灌输和相信那些宣传怨恨和仇恨的哲学就行。
我给我的学生宣布过，凡是山东来的，要读论语，所有的人，都要读孟子。不过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发表文章，反正读不读论语或孟子都可以拿到学位，这些话他们可能还是听不进去的，而我也没有权力检查。
人性很顽皮
我父亲说，他小时候念过一点私塾，他们当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就念：
孟子见梁惠王，老师教我偷高粱；王曰叟，老师教我背着走。
所以，虽然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的本性其实还很顽皮。所以才需要不断地发掘和教化，才有些许可能止于至善。
我上大学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当时和今天相比还是比较左的。记得上大学后先军训一个月，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反自由化，叫大家把凡是录有邓丽君和其它“黄色”歌曲的磁带都交出来。所以我父亲在我上学前告诉过我，千万不要参加任何运动，能逍遥就逍遥。这一点我倒是做到了，所以每次学生运动都属于温和道义派。我父亲告诉我他在文革中的经验，就是坚决不整人，所以他以前在政治处工作，文革中没有卷入过任何帮派。他说他小时候念过一点四书五经，又经常溜进剧场看过很多《四郎探母》或《柜中缘》之类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糟粕，所以虽然当时还没有认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这种觉悟，但他参加运动时总有点心理障碍，革命不坚决，心里嘀嘀咕咕。那个时代，人道主义是要被批判的，人性更是不能讲，最多是作为封建糟粕的残余在心里嘀嘀咕咕。所以，那个时代结束时，诗人愤懑呼喊的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现在是要建设和谐社会，事情已经好多了。现在不是不准讲人性，而是大家都会唱人性的高调。但人的毛病仍然是常常见利忘义，有权力在手就当成胡来的尚方宝剑，群情激愤时就丧失良知，把某人当成同志就黏黏乎乎没有分寸，把谁当敌人就残酷无情而不留余地。
正因为如此，可怜的小偷还是偶而会成为暴力发泄的牺牲品。而我才有机会在这里发表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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