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康老师在格陵兰岛野外找矿中的留影

      他背着双肩包，穿着明黄色户外服，站在悬崖之上，背后是湛蓝的海水和晶莹剔透的冰川。这张照片是他在第三次进入北极圈登上格陵兰岛时照的，照片上他灿烂地笑着，看不出来已年过七旬。

      他就是我野外地质的启蒙人——刘益康老师。他作为中国地矿行业“走出去”的探路者，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国家首批送出国学习工商管理的地质学家，最早把世界顶级矿业公司的勘探运作模式介绍进入中国，相关报告被不同的部、局多次翻印；他坚持撰写刘益康专栏，7年多共刊发600多期，50万字，实时披露了大量有价值的海外找矿经验和信息；他撰写的《神眼之光》、《寻宝秘笈》两本书，被称为海外矿产勘查开发的实用指南，成为矿产勘查畅销书，刊印后很快售罄。在他的建议下，我国政府开始派团参加世界最大的矿产勘查盛会——加拿大勘探与开发者协会年会，此后20届年会，他参加了12届，成为我国参加这个盛会次数最多的人之一，被公认为我国国际矿业合作交流方面的顶级“泰斗”。

      这就是刘益康老师。抛开外界的一切光环，当他将这些年的经历娓娓给我道来，我还是觉得，在这平静之中有一股激流，于无声处，冲刷了之前许多的观念和猜想 ... ...

      他说30年前第一次出国考察，带着上百条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国外宾馆商店的玻璃擦得很亮，似有似无，须小心，不要碰伤了头。”

国际著名的独立勘查地质学家

      1967年，刘老师和30多个同学们在天安门留影后，奔赴全国各地。本来研究生的培养方向是科研和教学，但在那年特殊的背景下，他们大部分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的地质队。从技术员做起，1975年，33岁的刘益康老师成为当时四川冶金地质勘探局最年轻的总工。1978年正好我在校上学时期有幸拜访请教过他，从此后我经常到局里向他学习很多课本里学不到的宝贵知识，对我帮助很大，他就是我野外地质的启蒙老师。

      刘老师他第一次出国是在1984年去希腊考察铬铁矿。首次走出国门的种种紧张和尴尬现已成为他自我调侃的笑料：为了维护国人形象专门订制的西服；5元钱的领带、“三接头”皮鞋、前进帽；从外事部门借用的行李箱；初到希腊，打电话给接待方，听到机关枪般的希腊英语，在寒冬腊月立马急得满头汗水；还有厚厚一本上百条的出国注意事项，他清楚地记得第54条：“国外宾馆商店的玻璃擦得很亮，似有似无，须小心，不要碰伤了头。”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刘老师已走过了世界60个国家，在国际矿业舞台上收放自如，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矿产勘查“走出去”的历史进程。

      1985年，中国国家人才交流中心向海外派遣工商管理人才，当时西南地区288个人参加考试，包括刘老师在内，只有8个人合格。刘老师被派到澳大利亚顶级矿业公司BHP（现在的必和必拓）下属的勘探公司进修。

      对于这位来自中国进修勘查管理的第一人，BHP公司非常重视，4个月，从勘查、钻探、财务、到野外营地管理，再到出席商业会议，BHP公司每天都派出相关人员陪同，做了周密的学习安排。刘老师则还夹着汉英、英汉两本字典，随时查阅，把其中的重点、难点啃下来。回国后，刘老师写了一份详细介绍BHP公司勘探开发模式的考察报告，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探矿权”的概念，指出探矿权是商业性地勘运作的基础：“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啊！

      时任地矿部副部长的张宏仁在辗转看到这个报告后，要求刘益康老师到北京给地矿部的机关干部作报告。而后，地矿部又在这份报告上加了按语，进行了两次翻印，作为地质勘查管理和境外勘查的培训教材。

      1988年，BHP公司正式提出要和中国开展合资勘查。经过3年的协商和谈判，最后国家确定由刘益康老师所在的西南冶金地质勘查局，拿出142平方公里的一块铅锌矿探矿权，与BHP公司合资成立康滇公司，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探矿权出资与国外合作的项目。

      “我想把20年游弋于国内外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所见与所闻、心得与尴尬，‘过五关斩六将’与‘败走麦城’的经历与国内勘查地质学家、矿产勘查投资人、勘查管理者的同仁们分享。”

      1990年，刘老师调任中国冶金地勘总局总工程师后，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地球化学会议上，遇到一位加拿大地质学家，他问：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际地质学术会议都能看到中国地质学家的身影，但全球最大的勘探开发会议——加拿大勘探与开发者协会年会（PDAC），却没有中国地质学家参加？地质学家分两种，一种是研究型，另一种是勘查型，而你，是勘查型的地质学家，应该参加这个会议！

      一句话点醒了刘老师。1995年，作为“一人代表团”，刘老师首次参加了加拿大勘探与开发者协会年会，应邀介绍了中国的矿产勘查概况。1997年，刘老师陪同张宏仁参加了PDAC大会，从此，在这个世界最大的矿业舞台上，活跃着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身影。

      多年的摸爬滚打，让刘老师对境外矿产勘查有了深刻的理解。面对我国境外矿产勘查项目成功率极低的现实，2007年，刘老师出版了《神眼之光——商业性矿产勘查》一书。在前言中，他写道：“我想把20年游弋于国内外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所见与所闻、心得与尴尬，‘过五关斩六将’与‘败走麦城’的经历与国内勘查地质学家、矿产勘查投资人、勘查管理者的同仁们分享，起到一些商业性矿产勘查运作指南的作用”。

      在这本书中，刘老师用大量的实例，分析了中外矿产勘查思维及运作方式的不同。他认为，最紧迫的，是要建立商业性地勘思维。我国的地勘单位由于长期从财政获得地勘费用，矿产勘查就是做项目，而且探采分离，习惯于把“找大矿”作为最终目的。而对于商业性地质勘查来说，投资的目的就是赢利。在作投资判断时，必须充分考虑矿业市场走向、开发成本、矿石可选性、基础设施、环保、政治风险、政策法律风险，甚至与原住民谈判破裂，也有可能导致勘查投资失败。

      此外，到境外开展矿产勘查，不是做项目，而是开展国际化经营；应重视经济参数的收集，不能按照国内一般工业指标来判断矿床的价值；探矿权不是越多越大越好；要充分地收集商业性矿产勘查信息，不能“孤例决策”，等等，都是刘老师竭力想要让国内的地勘单位和企业避免迈入的误区。

      2002年退休后，刘老师作为独立勘查地质学家，通过境外矿产勘查技术和商务咨询，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让他从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观念的对比和碰撞中，更深刻地领悟了人生。

      “在旅途中，充满了挑战、疾病、危险、焦虑，每次我回到安静的家中，都对自己说，可以停止下来了。但休整一个月后，我又筹划上路了。”

      如今已76岁的刘老师，依然走在“踏遍青山人未老，探矿寻宝乐融融”的路上。除了为“走出去”的公司和地勘单位提供咨询外，还有一件他最愿意做的，就是讲课，毫无保留地分享这30多年来，在境外矿产勘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

      大家还记得刘老师在2011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的演讲，题目是《格陵兰——矿产勘查开发的新领地》。最后一张图片，是他手持地质锤，站在伊苏华铁矿厚达400米的露头上。作为结束语，刘老师说：“我已经70岁了，还能够去北极的格陵兰，所以在座的各位同仁，应当完全不是问题。”

      刘老师在走出国门后的30年里，在世界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了自己走过的所有地方，格陵兰冰盖、撒哈拉沙漠、安第斯山、西澳荒原、东非裂谷、赤道雨林……他的目标是探访世界66国，目前已完成了63个：“在地图前，我就像一位将军，欣赏攻城掠地的战果，自言自语，思考和部署着下一次战役：是的，西非太空虚了，还应该攻占马里；波罗的海周边宁静的爱沙尼亚、瑞典，让我梦魂牵绕，我还有机会踏上南极吗？这些计划，让我从70到80岁的银色10年生活，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最后，祝愿尊敬的刘益康老师身体健康！不忘初心，早日实现心中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