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贯穿五代中国科普人

　　□卞毓麟

（文汇报，2012，5月2日）

　　艾萨克·阿西莫夫，一位世界顶级的科学普及家，很值得我们长久地研究和借鉴。特别在我国原创科普乏力之际，回顾阿西莫夫及其影响更有现实意义。

　　阿西莫夫的作品以其高水准赢得了无数读者，在中国也不例外。从我亲身接触到的五代人身上，颇能折射出阿西莫夫的影响之巨。

　　第一代人如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前台长李珩（1898~1989）。他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翻译家和科学作家。27年前，88岁高龄的李老曾给我写信：“我希望你多多介绍阿西莫夫和萨根的科普著作以飨读者，更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丰富你的科学知识，发展你的文学修养，效法两位作家，以成为我国的科普创作名家。任重道远……尚祈勉之勿忽！”李老的意思，不正是“借鉴国外的优秀作家，繁荣自己的原创科普”吗？

　　第二代人可以多举几位。如曾任中科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1916~1997）。他非常赞赏阿西莫夫的科普读物，不仅看中文版，而且读英文原著。1987年，我请人把自己译的阿西莫夫著《二十世纪的发现》转呈方毅，很快收到了方毅办公室回信：“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为科普工作做出新的努力。”

　　又如我国天文界长期以来的领军人物、中科院院士王绶琯（生于1923年）曾在2009年满怀激情地为《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撰写书评：“一般的作品，是把读者作为客人请进来，然后细数家珍；而阿西莫夫，好像是带了客人从远方过来，浏览了一路风光，然后从容地登堂入室，挥洒自如……”确实，他是阿西莫夫在中国的又一位知音。

　　再如《科技日报》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林自新（生于1929年），他是首部中文版阿西莫夫著作《碳的世界——有机化学漫谈》的译者之一。他说，“文革”中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大帽子满天飞，社会上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气氛。为改变这一状况，“我在上世纪70年代初担任科学出版社负责人时，曾努力组织翻译出版国外科普作品，最有名的是《阿西莫夫科学指南》……还有《阿西莫夫科技传记百科全书》、《氮的世界》等。”

　　第三代人就更多了，笔者（1943年生）正是其中一员。我非常认同阿西莫夫的写作信念：“能用简单的句子就不用复杂的句子，能用字母少的单词就不用字母多的单词。”他曾说：“理想的状况是，阅读这种作品甚至不觉得是在阅读，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全无遮栏。写诗一般的作品非常难，要写得很清楚也一样艰难。事实上，也许写得明晰比写得华美更加困难。”诚哉斯言！

　　第四代人如1968年出生的尹传红，是一位知名科学记者兼科普作家。他说过：“我13岁那年，曾经动过离家出走的念头！这跟我当时经历的两件‘大事’相关……，非常幸运的是，在那些‘危险’的岁月里，当我独自在无聊、苦闷和迷茫中徘徊的时候，有缘‘结识’了阿西莫夫，我的人生由此便有了一种亮色。”“我由阿西莫夫作品引导，爱上科普和科幻，走进了科学的世界。我个人的命运也由此而改变，所以一直对阿西莫夫怀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感情。”

　　第五代人，如“科学松鼠会”和“科幻苹果核”的成员们。如今人们对他们已知之甚多，此处不再赘述。

　　人们当然会思索：“我们为什么没有阿西莫夫这样的科普大师？”通过一次讨论，看来很难给出标准答案，也许其难度不亚于回答“我们为什么没有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大师？”或者“我们为什么没有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大师？”但为了真正弄明白我们为何缺乏国际一流的科普作家，就必须深入探讨：我们的结症是什么？瓶颈在哪里？机遇在何处？长处是什么？我们有何良策真正繁荣原创科普？……

　　正如卡尔·萨根所说，“我们身边再也没有艾萨克·阿西莫夫”，所以，后人更应发奋。“回望阿西莫夫，繁荣原创科普”应该是长期“给力”的行动。纪念阿西莫夫逝世20周年，是一种符号象征，更重要的则是把象征转化为积极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