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情报事业亲历者的回忆录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原所长刘昭东撰写的《科技情报与信息工作纪实――我的回忆》于2011年10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他1963年起到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在本所工作38年。该书具有十分宝贵的史料价值。下面摘抄几段书中的内容。

P38:

在我驻纽约和华盛顿两任期间，宋健主任（博主注：原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访美3次，每次我都接待陪同他，这是我的工作。但每次他都不让我们为他安排游览的活动。相反，每次却向我提出：“昭东同志，陪我去书店好吗？”所以，每次我都陪宋主任去书店买书或找书。有一次，我记得他在华盛顿杜邦广场的一家书店打听和购买一本有关生物分子力学的图书。在那里，工作人员在网上查了1个多小时未果，工作人员不但不嫌麻烦，而且对他肃然起敬，对我说：“这位先生一定是中国的科学家吧！找这个主题内容的图书不简单。”在纽约同样如此，每次都要买一些最新出版的科技图书。

P49:

1984年1月17日，方毅（国务委员）在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科技情报工作一定要注意情报的科学性、准确性、及时性、预见性和生动性。搞情报的人外语要好，汉语也要好，要有点文学修养，希望搞情报的同志要安心，要有事业心。情报工作是个很光荣的工作。”

P103：

1987年我刚被调往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科技参赞不久，在那里遇到了外交部管后勤和基建的一位领导。他曾负责1969年外交部向东四科技情报大楼的搬迁和以后的几次为中情所提供方便的活动，对中情所建楼和搬迁很熟悉。他曾非正式但又很认真地向我谈到；“刘参赞，你们现在选址和批准建大楼的情况，我们部有关同志曾非正式议论过，有无可能把我们原来东四的科技情报大楼（当时已是外交部大楼）再还给你们，把东边外交部所属的原对外文委大楼（现为外交人员服务局）也加上，与你们公主坟新址交换？你能否沟通促进一下？”……我非常坚定地回答他：“你知道我们的大楼占地有多少？来之多么不易啊！你的这一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见我很果断自信，竟然还笑着进一步探讨：“我们在朝阳门的选址也很快要批下来了；两个楼盘，一个楼座，共三个地方换有无可能？”我说，“情报所经不起折腾了，你们门户大，盖楼容易，我们可是很难啊！现在国家给盖了这么好的具有专用功能的公共服务楼，我们永远不会再搬家了！”这一私人交谈虽已近20年过去，但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其内容也说明我们现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大楼当年曾是多么重要，多么吸引人，现在多么值得爱护，因此人人都应在此好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