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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三十年漫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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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三十年漫忆
武夷山
我所是从1978年开始“情报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全国最早的情报学硕士点之一。今年是我所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创办三十年，就此回忆一些旧事。
1978年的第一届招了几十人，精英荟萃。这一届同学中包括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冯志伟（http://www.lingviko.net/feng/feng.htm)，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段瑞春（http://www.imust.cn/upimg/soft/drcjj.doc），《从一到无穷大》等多部重量级科普著作的译者暴永宁，艺术大师丰子恺的小儿子、精通数门外语的丰新枚，全国自学成才典型人物许立达（http://www.ezkaoyan.com/school/ict/Column2/2006-7-25/20067252442750.htm），等等。这届同学中，至今仍有1人在我所工作：王惠临研究员，他后来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导，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届同学的课程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几乎并轨，所以他们名义上拿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学位。
第二届招的人少多了，这届同学包括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汤世国研究员。
然后停招了两年，到1982年是第三届招生，我是这一年进来的，总共招了5人，全都是“科技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当时的所长是林自新（后来《科技日报》成立后，他是首任社长），他十分重视“科技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故让我们5个人都攻这个方向。本所一向重视外语，我们要想考上研究生，得考两门外语。英语是本所出卷子，很难，卷子中包括翻译题的内容，第二外语可以是日、俄、德、法语的任一门（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科技很发达的国家），用全国研究生外语考试统一试卷。我选考的是法语（大学期间，我跟着本校英语师资班的同学修习了法语），一位同学考俄语，三位同学考日语。
我们一进所，就把我们当正式员工一样分配了办公桌，成为当时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国外情报研究部（简称“国外部”）的准成员，与正式研究人员在同一办公室工作。除上课外，我们都参与国外部的编译工作，后来证明，这样做益处很多，不仅提高了英语水平，而且使我们较早地接触了第一线的科研实践，并学着开始思考全局性的科技政策问题。
那时，本所的研究生教育很不规范。我们入了所，但教学大纲都没准备好，怎么办呢？刚好，中美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第二期培训班开学了，教育处就派我们5人去那里学习了。歪打正着，这半年的学习收获很大。头一个月是中方教师授课，后来是美方教师授课（配翻译），几个月下来，我们英语大有长进，而且对西方管理学的全貌有了较好的把握。多年后，情报学归于“管理学”大类，更显得我们这一段学习的宝贵。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实验室研究成果向生产的转移”，导师孙学琛；金炬（现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科技参赞）研究“罗马俱乐部”的思想与主张，导师包锦章（后来当过副所长）；李耕耕的题目我记不清了，导师是林自新所长（师生俩都是福建人）；李保炬研究日本科技政策的有关问题，导师是吴永顺（后来当过国外部主任，他曾在驻日使馆常驻）；彭强的题目也记不清了，但记得他的观点，他说我国科技发展存在三个严重问题：人才外流，信息滞流，产品绕流（廉价出口原材料，高价进口人家的制成品，而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原料自己生产，相当于绕了一大圈）。彭强的导师是虞鸿钧，当时是国外部主任，后来当过我所的总工。
我们5位同学在学习期间就开始共同翻译一本书，《高风险技术与“正常”事故》，后来署名“寒窗”，因为是寒窗苦读期间的成果。我们同学情谊是很深的。在大连学习期间，一次，彭强、金炬和我去海里游泳。我们看见远方海中泊着一只大木船，估计自己的体力能游到哪里，就游了过去。我们爬到木船上，晒太阳，吹海风，指点江山，粪土贪官。由于海风很凉，我又怕冷，返程时我左腿肚子抽筋了。两个同学一左一右架着我，把我拉上了岸。如果再次下水，我肯定还会抽筋。于是他俩陪着我沿海岸线走了很长的路，走回到我们下水之处去穿衣服，这其间还翻过了一座小山。
我们下一届也招了5名研究生，都不是我们这个方向的，而是情报技术类的（如机器翻译），这5人没有一个迄今仍在所内工作了。
再往下的就不细说了。我自己从90年代后期开始带研究生，迄今也带了几十个了。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每位学生都是负责的态度。因为我的前辈对我们那么好，所以我也应该对晚辈好。这是我的“逆向报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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