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对两种文化的思考

 ■武夷山

（发表于2020年8月13日《中国科学报》）

2020年4月，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新书的线上阅读版，印刷版问世时间尚未确定。这便是Tim Mehigan（蒂姆·梅希根）的Robert Musil and the Question of Science：Ethics, Aesthe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Two Cultures（本书作者译为“罗伯特·穆齐尔：伦理学、美学和两种文化问题”）。作者梅希根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人文学科高级研究所副所长、德语教授，是奥地利著名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研究专家。

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17岁进入维也纳军事技术学院就读，1903年进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190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的作家中，能在知识渊博和视野开阔方面与他比肩的只有两人：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

与两位文学巨匠相比，穆齐尔的独特性在于，他在工程（博主：此处，我的原文有一括号，被编辑部删去。我将括号内的内容补在这里，即下面的红色字体：他拥有一项用于视知觉心理实验的“色轮”的发明专利）和哲学这两大领域都是内行，其文学创作从这两个领域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因此，他能够就科学影响日常生活的能力进行深刻睿智的反思。

本书就是从穆齐尔对科学的反思出发的。顺便说一句，穆齐尔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阅读过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的老子《道德经》，还为由卫礼贤翻译、心理学家荣格注释的《金花的秘密》（1929年）撰写过书评。

按照英国学者C.P.斯诺1959年的说法，现时代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填平两种文化的鸿沟是很困难的。而穆齐尔的作品则体现了他解决两种文化问题的进路，尽管那时“两种文化”的说法尚未出现。

不过，人们对穆齐尔的真实意图有着不同看法：穆齐尔说过两种文化的分裂可以解决吗？还是说，他超拔于两种文化问题之上，而鼓吹一种新的存在秩序或“其他条件”，从而根本消弭两种文化问题？

梅希根将此类问题作为本书的主题。关于穆齐尔对两种文化的立场，他从伦理问题入手进行讨论，提供了新的启示。他认为，只有一种来之不易的新型伦理能够对两种文化问题做出有效的回应。而这种伦理，最终只能展现为一种新型艺术。

梅希根说，本书所有章节都服务于一个目标：从相互关联的不同视角来分析穆齐尔的“科学问题”。

1906年，穆齐尔发表了首部小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1930年，穆齐尔出版了其巨著《没有个性的人》的第一卷，1933年出版了第二卷。1938年，希特勒当权的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穆齐尔举家流亡，长期颠沛流离。1936年间，穆齐尔曾中风，此后一直健康不佳，故直到1942年去世也未能写完这部巨著的第三卷。

这部小说涉及科学对日常人生的影响。小说的开篇就写道，科学不再厕身于社会的边缘；科学不是人生的装饰物，有点用处但可有可无。相反，没有科学，人生则无法想象。科学已经成了撰写现代生活脚本的关键语言之一。这部小说至少提醒读者，一组宏大的历史性安排已经将科学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

因此，可以把《没有个性的人》以及穆齐尔在此之前发表的多数作品看作对前述历史性安排的思考。一方面，这样的历史性安排使得科学走出科学实验室和学园，首次进入公众的视野；另一方面，科学只有经过绵延数百年的长期酝酿方能获得如此高的显示度。

穆齐尔在日记中多次议论科学的长期酝酿。例如，在写于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日记第10卷中，他讨论了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他写道，人们永远不可能终结性地把握物理世界的事实。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充其量也只是概率性的。相形之下，笛卡尔的科学方法拒绝将概率性作为科学程序的可接受目标，而聚焦于“确定性”的陈述。穆齐尔观察到科学探索的目标在逐渐改变，这表明，他之所以能对科学进行深入考察，是因为他对19世纪末之前使科学实践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诸般因素十分熟悉。

我在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9年8月9日的《消弭“两种文化”的鸿沟急需人文学者参与》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总有一些情况与国际上不同。例如，innovation（创新）本是经济学概念，可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推动创新讨论最有力的是科技界和科技政策学者，而不是经济界和经济学者。同样，要想消除“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显然需要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来共同讨论、共同思考对策。可是，国内迄今基本上是科技界在热衷讨论“两种文化”，鲜见人文学界和人文学者参与，这种局面是令人遗憾的。

而穆齐尔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在深刻思考两种文化问题，我们不妨将他作为我国人文学者的榜样。

《中国科学报》 (2020-08-13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