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博物学家的梭罗

武夷山

《美国科学家》杂志2017年7-8月号发表Dianne Timblin的文章，Thoreau As Naturalist: AConversation With Four Authors（作为博物学家的索罗：与四位作者的交谈）。该刊网站发表的采访记比纸本期刊上的内容更多，原文见https://www.americanscientist.org/article/thoreau-as-naturalist。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7.12-1862.5.6）是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为纪念他的200周年诞辰，《美国科学家》杂志的书评编辑Dianne Timblin女士采访了对梭罗有专门研究的四位图书作者，请他们谈谈作为博物学家的梭罗。

Richard Higgins写过Thoreau and the Language of Trees（梭罗和树木之语言），该书从梭罗著作的100个选段来探讨梭罗所了解的树木知识以及他与树木的关系。

自然保护生物学家Richard B. Primack写过Walden Warming: Climate ChangeComes to Thoreau’s Woods（瓦尔登湖的暖化：气候变化影响到梭罗的林子）。该书对于生态学家、气候科学家和环境史学家都具有重要价值。

地质学家Geologist Robert M. Thorson写过The Boatman（船夫），该书考察了Concord River（康科德河）对梭罗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交代了不断蚕食环境的工业化如何触发了他思想的嬗变。

美国圣母大学英语文学教授Laura Dassow Walls女士花了数十年时间爬梳梭罗的各种文字档案，以发掘出作家的生活细节，她的新书Henry David Thoreau: A Life（亨利·戴维·梭罗的一生）于2017年7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博主没有时间翻译全部采访记，下面只摘译（意译）一点点。

RichardB. Primack说：

梭罗在19世纪50年代的观察记录，与现代的观察一对照，就提供了气候变化对动植物影响的有力证据。梭罗曾经连续8年每天详细记录自己观察到的现象，于是我们得知：目前植物的开花展叶时间要比160年前提前两周。

我们还发现，开花展叶提前的原因是春季温度升高，而不是其他原因，如降雨量或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鸟类对气候变暖的响应不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每年来到瓦尔登湖附近的时间没有多大变化。我在《瓦尔登湖的暖化》一书中，讨论了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尤其是植物、鸟类和鸟所吃的虫子这三者之间的季节性生态失配会带来什么后果。

Laura Dassow Walls说：

我过去写的关于梭罗的书是讨论“梭罗与科学”的（博主注：Seeing New Worlds: Henry David Thoreau andNineteenth-Century Natural Science，《观察新世界：亨利·戴维·梭罗与19世纪的自然科学》，1995年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得腾出一部分资料写第二本书，关于爱默生与科学（博主注：

Emerson's Life in Science:The Culture of Truth，《爱默生的科学人生：真理之文化》，2003年出版）。结果，人家就认为我以从事“谁谁与科学”研究而著名。但是，我从来没有把科学看成是独立的一块，远离文学、文化、宗教、社会改革，等等，我是从人文学者的角度接近科学的。在我的所有著作中，我都试图表明：我最关注的这些人物（梭罗、艾默生、洪堡，等等）都是将自然科学整合进来以实现人生和思想的完整圆融的。（博主注：她2009年发表的另一部著作就是研究洪堡的，The Passageto Cosmo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通向宇宙之路：亚历山大. 冯. 洪堡和美国之形塑》。）

不幸的是，除了生态批评领域，大部分主流的文学学者都一直把科学视作“星外来客”，他们若对科学发生兴趣，顶多也只是边缘性的兴趣。因此，我创作梭罗传记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将他的科学工作尽可能充分地与其人生（包括作为文学艺术家和作为社会改革家的人生）融为一体。

我还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我在传记的开篇就写冰川的融化，想表达一个意思：梭罗是深深地植根于地方的，我们若不了解他那个地方是怎么成为那个样子的，就不可能理解他。而且，他本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似乎被驱使着要竭力理解他所处的世界是怎么成为这个样子的。于是，通过他所在地区的地质史和自然史视角来观察梭罗，人们才有机会加深理解他是如何认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