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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团结抗战,郭勋祺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这样一些事情:
1938年,协助先遣支队东进。张銍秀在人民日报提到粟裕指挥的先遣支队东进的历史。别的参考文献也有记载。1938年,新四军1、2支队抽调部队和干部组成的先遣支队,由粟裕指挥将要东进。可是担心敌、顽骚扰破坏。事前陈毅专程拜访郭勋祺,说:“翼之兄,新四军先遣支队准备东进敌后作战,要通过你的防区,请予协助。”郭一口答应,立即电话命令驻防南陵和繁昌的144师全力掩护新四军先遣支队。144师连夜布防,使先遣支队1938年4月28日顺利地通过太平、青阳、南陵等地,平安到达目的地。
多次支援新四军枪弹和军用物资。郭勋祺从新四军参谋长兼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口里,知道新四军的枪弹很缺乏,补充也困难,便主动给予支援。前后赠送枪、弹两、三次。能找到当事人回忆起来的有:1938年初夏,由军需官许伯瑜经手,赠送新四军第3支队枪弹3万发,军服、白衬衣各500套。1938年秋,由管武器库的军械员李根培(李文尧)经手,赠送步枪30多支,子弹1万发。新四军以陆平同志署名,写了感谢信。不久,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夏育群陪同下,去木镇向郭勋祺致谢。
当时,国民党中央当局对作战各部的物资供给不一视同仁。川军50军的供应并不宽裕。不过,对新四军的供应就更差了。为了共同抗日,郭勋祺在武器弹药方面给予了新四军力所能及的帮助。
提醒新四军应提高警惕。一次,郭勋祺接到蒋介石“防共”密电,立即请夏育群转告新四军领导人,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同时,他对蒋介石的防共命令不予理睬,继续同新四军保持合作和联系。
热情接待新四军过往人员。50军对新四军的过往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全都热情接待。一次,张云逸偕同夏育群,有要事请郭勋祺帮助北渡长江,深夜到达木镇。郭勋祺和夫人罗显功(接受陈毅建议,成立了“太(平)、泾(县)妇女抗敌协会”,任主任委员)立刻起来热情接待他们。安置他们两人住在一间屋子的一张大床上。第二天一早,郭勋祺派武装护送他们平安通过长江。新四军军部通信员徐靖(后来在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工作离休),当时很年轻,常到50军办事,也都受到很好招待……
在皖南的50军与新四军之间不设防线,两军的关系很友好。新四军的墙报刊头曾画出一帧体现两军亲密合作的画幅:两只巨手紧握,一只手上写着“新四军”,另一只手上写着“五十军”。郭勋祺到访时,曾见到大标语:“欢迎有勇有义的郭将军!”
郭勋祺对新四军3支队报来的对日作战战报,都立即向上级呈报,不抹杀新四军的抗战业绩。
关于两军的关系在文献中还查到下面一些记载:
陈毅应郭勋祺的邀请对所部官兵讲演,高歌“马赛曲”
郭勋祺夫人罗显功有一些回忆:
谭震林应郭勋祺邀请对所部官兵发表了充满抗日激情的讲演。
史沫特莱随新四军领导人访问50军军部。欢迎会上,蒋介石派的50军政治部主任陈去惑要讲话,罗显功即以史沫特莱是女的,应该由女的讲话表示欢迎,斥退了这个反动分子。在对50军官兵演讲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时,史沫特莱高唱“国际歌”。
《新四军故事集》还披露了一件事,“当时南陵驻的是国民党的四川军队,军长是郭勋祺,他们招待了(新四)军服务团,军服务团也为他们演了两次戏。这个部队就受到国民党特务‘监军’的大大责难。有一次演戏,四川部队和当地群众正在高兴鼓掌的时候,特务‘监军’的赵副官长竟带着一批喽罗驱散群众,带着部队离场。而当时在座看戏的郭勋祺等高级军官竟膛目看着赵副官长带着部队扬长而去,无可如何!”。
小小特务竟然敢如此嚣张!他们有持无恐。官兵们想的是鼓舞士气、团结抗敌、挽救民族危亡;政客们更多想的是一党私利。
打倒“四人帮”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抢救历史,1982年派人专访江渭清,郭勋祺遗孀罗显功对他们的儿子郭开周(即此文的笔者)1982年8月12日去信:社会科学院的周祖羲同志来会我,说:“江西省委书记江渭清说‘郭勋祺在一个会议上说,青天白日满地红,这满地红就象征共产党的天下’在当时真是大胆,也说明是对共产党的信任。这又是几十年前的事啊。”
6、1938年初夏及之后,长江下游川军击毙4个日本将军
台儿庄外围打援
抗日前线,牺牲较重,新兵很多,郭勋祺格外注意部队训练。他每天拂晓便起床用冷水洗漱,继而倒一杯开水,里面放一点盐,抓来十来棵米粒大小的生姜放在嘴里,用盐开水冲服(自1926年起,他便养成了这个习惯,几十年从不中断)。一般这时候部队才吹起床号,郭勋祺便叫起卫士们一同出外跑步,有时也独自一人跑,通常要跑三四华里,然后轻松一下,多数时候还要打一套太极拳。早餐之后便去指挥所里安排军务或巡视阵地。晚饭后,郭勋祺习惯转田梗。在山区时,郭勋祺常常安排部队(新兵团)爬山。郭勋祺训练部队要求能够吃苦,军事素质要好,能够拼刺刀。
在重要的战役中,郭勋祺经常到火线指挥。由于郭勋祺平易近人,经常深入连队与士兵打成一片,指点士兵的动作。他与士兵拉家常了解下情,严厉禁止克扣军饷,注意士兵伙食。所以他能够对部队指挥自如。
在一些影视剧目中,称郭勋祺为“川中名将”。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经称郭勋祺的部队“训练有素,记律严明,指挥有方”。(不过对后来补充的老兵油子和蒋介石安排的政工干部则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新4军称郭勋祺为川军之骁将。
1938年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包围了日军2个师团。
日军统帅部急令驻芜湖的第6师团(有些文献误为116师团)北上增援解围。为了台儿庄战役能全歼日军,4月,郭勋祺亲自指挥144师正面攻击芜湖以南的日军重要据点湾沚,并引诱芜湖之敌出击。并预先同新四军联系,由第3支队(谭震林)伏击芜湖出击之敌,配合作战。战斗打响后,两军紧密协作,奋勇杀敌,取得了重大胜利。敌第6师团终未能北上解台儿庄之围。
是役新4军3支队与144师配合为我台儿庄大捷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斗中144师击毙日军多名校(佐)级军官,缴获大批战利品。其中有多把日军战刀、一批机枪、步枪、子弹、军用地图、和其他军用物资。郭勋祺保留2把战刀和1把机枪以作纪念。郭的警卫副官吴起戎,1985年把其中的1把日军战刀,捐献给“重庆博物馆”(即后来的“三峡博物馆”)以供展览(重庆媒体有报道)*。
*展品中有郭勋祺受重伤时穿的军裤,普通的灰布裤子。一些影视剧目中川军团长以上军官总是穿着笔挺的呢子军服,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后面将要给出照片,在史沫特莱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画册中,川军的将军们都穿着与士兵一样的灰布军服。
新四军第3支队在卡子口南北伏击日军的战斗中,俘获了2名日军,一名叫松石正恒,一名叫羽太胜。湾沚战斗结束后,新四军第3支队将这2名日军俘虏押送南陵,交第144师转送第50军军部。
湾沚战斗是郭勋祺任第50军军长之初,指挥所属部队,在新四军配合下取得的重大胜利。因此,两军的战斗友谊,从上到下,很快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芜湖阻击战论功,郭勋祺荣获忠勇勋章一枚。
陈诚在总结台儿庄胜利的原因时曾说:“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计共有50余万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没有能够)抽调它处兵力增援……故台儿庄之胜利,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腰击长江敌舰 武汉会战外围战
日军占领南京后,兵锋指向武汉,妄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日军在这一线布有在华的最大兵力密度,长江水运成为30多万日军的补给线。为了确保航运安全,日寇在芜湖至湖口间几百里的航线上,配置了第106、第6两个师团的兵力。但因这一地区水网纵横,湖沼遍地,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只能勉强占领长江沿岸一线,构筑坚固的据点和堡垒式防御工事,并层层设障,在海军舰队和航空力量的支援下,被动固守,掩护水上运输。
翻开中国地形图,自皖南向东方向地形平坦。幸皖南大部和赣东北有山区,是实施游击战的良好根据地和建立炮兵阵地的最好选择。
第3战区23集团军的2个军,即第50军(驻军皖南),第21军(驻军赣北、浙北),共6个师的兵力,加上皖南、赣省部分地方武装,配置于长江南岸芜湖至九江一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派遣了2个布雷别动大队,共6个中队300余人,分别配属于50军和21军。中国军队的目的是以战略兵团的正规军威胁敌水上交通,以游击手段,寻机腰击敌水上航运。
1938年5月中旬,郭勋祺指挥144师攻占馒头山,掩护战区的两个炮兵团在馒头山建立阵地,击沉击伤进攻武汉的日军舰船70余艘。之后指挥144师在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协助下,在南陵竹丝港、三埠营、湾沚一带多次破坏日军的桥梁和交通线。
1938年6月15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直辖的最为凶悍的波田支队(旅团)
在海军舰艇和航空部队支援下,同川军第50军等部,在安庆地区的长江两岸反复争夺,鏖战近半个月,日军终于攻取该地。
7月初,日军在安庆前江口登陆,并进扰殷家汇地区。郭勋祺指挥144师,攻击前江口日军,激战两日,毙伤日军三百五十余人,收复前江口。之后又立即率144师奔赴煤炭山,激战五天五夜,围歼从梅埂登陆的日军,巩固了江防。连续战斗,歼灭大量日军并俘虏了日本军官(文献有记载)。
7月,国民党军委会又电令嘉奖,郭又被晋升为23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50军军长。
在1938年6月11日至 10月27日的武汉会战中,第3战区为了截断长江水上交通,策应武汉会战,调集了3个炮兵群、部分海军、炮兵、布雷队及工兵2个营,以第23集团军为主力,沿长江东流、贵池、青阳、铜陵占领有利阵地。其正面自东流、殷家汇、贵池、河口、铜陵之线,其左翼为第29军之第26师;右翼为第32集团军第108师、第63师。
当时,中央军嫡系18军的第67师(师长莫与硕)留在第3战区尚未归建。9月,配属第23集团军作战,先由第21军军长陈万仞(即陈鸣谦)指挥,后归第50军军长郭勋祺指挥,参加贵池至青阳沿江一带之作战。
新四军谭震林支队(3支队)配合50军145师(时师长为佟毅)作战。
对日军统帅部说来,长江是日军从上海到武汉的唯一水上通道,确保长江航运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双方之间的战斗非常惨烈。日寇不顾国际公约,经常施放催泪性及窒息性毒气。常使我突入敌阵之官兵全部阵亡,支援的军队被毒气阻于阵地之外。我军牺牲较大,但是仍然前仆后继。官兵利用黄昏或拂晓施放漂雷,大炮猛轰敌舰和密集步兵……我军、师级指挥官常收到‘炮兵毙敌不下300余人’,或‘毙敌30余人,缴获步枪12枝,防毒面具数个’等等这样的报告。可是,我军的确遭到巨大损失。真是以他们的血肉,来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1939年初,皖南繁昌发生了激战。繁昌位于长江突出部,地势多山地,少平原,是当时中日双方鏖战的一个战略要地。繁昌附近的汤口坝、孙村是日军荻港、铁矿山据点通往繁昌、南陵线上的要隘。繁昌为日军必守之地。中国媒体1939年1月1日报道:‘皖南国军克复繁昌’。后易手。1939年2月11日,又报道:‘皖南国军(再)克繁昌’。
皖南战场,中、日鏖战从未停息。
中国的士兵是伟大的。川军草鞋兵更是令人崇敬。
英国的弗雷特.厄特利女士对中国士兵的奇迹般勇气感到十分惊讶:“……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尽管这个国家领导不当,指挥不力,而且面对的是具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敌人,但是要征服这样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森上尉说:“只要给中国士兵一种精神上的动力以及充足的食物,那么,就没有他克服不了的困难;他的勇气无法战胜,他的毅力无可比拟。”
据统计,自1938年8月至1941年底,23集团军共击沉击伤敌军各类舰艇1000余艘。
(连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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