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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把与唐式遵、顾祝同、蒋介石三个人的关系梳理了一遍
关于唐式遵,只因资格太老,被刘湘委以高职。唐的军事指挥能力不行,心胸太狭窄。川军师、旅、团级军官,在下面常称其为“唐瘟猪”(见过一些文献直接采用“唐瘟猪”这个称呼)。作战时,下属的生命是托付给长官的,许多前线指挥官均不愿为其下属。
抗战初期23 集团军总司令为刘湘,下辖21军军长唐式遵,指挥145师(饶国华)、146师(刘兆藜),又配属独立13旅(田钟毅)和独立14旅(周绍轩)。下辖23军军长潘文华,指挥144师(郭勋祺)、147师(杨国祯)、148师(陈万仞)。
历史记载“因田(钟毅)与唐不和,田不愿听唐指挥,曾当面请示刘湘改变其配属。刘说:‘我深知,不用顾虑。’并说:‘我已叫仲三(潘文华的号)来前方,必要时我亲自在电话上指挥。’”刘湘命令潘文华任23集团军代总司令指挥部队。
唐式遵对于部属145师师长饶国华的殉国是有一定责任的。历史记载:饶国华师长身先士卒……指挥作战。后“因团长刘儒斋不听饶国华指挥,擅自后撤,以致全线溃败……广德失守……又因唐(式遵)掌握大权,痛感难期长处……”。
当时,广德、泗安及兰香山(原来误为金村)一线地域百里,打成混战,前线各部预备队都用上了。唐式遵离火线比较远,在广德后面10里的十字铺设了他的司令部。
饶国华曾骑自行车到后方十字铺直接向唐式遵讨救兵,唐不发一兵,要饶回去收复失地,“否则提头来见”。饶国华急回前线,命刘儒斋全团反攻,刘竟不服从。饶国华认为无颜对父老乡亲、无颜对刘湘,留下致刘湘的“绝命书”,举枪自尽。饶国华殉国后,全师官兵无不痛哭,一致高呼“继承师长遗志,驱逐敌人出境”。
后来饶国华忠骸运回,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在武汉举行隆重追悼会。1983年9月,中共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饶国华将军为革命烈士。
唐式遵徇私情、废公事。太湖西岸对日本侵略军作战时,郭勋祺部下唐明昭旅的徐元勋团受到敌人大部队攻击,不能支持,擅自开始后撤。徐团附近的张昌德团和张定波团同时也受到敌人大部强攻,但是仍然在坚守。徐团后撤造成的局面对他们极为不利。郭勋祺分析战局,一面叫张定波死守阵地;一面告张昌德团,唐映华团已赶赴增援;一面电话告知唐明昭旅长,督促徐元勋团不许后撤。不料,徐元勋被敌人的炮火吓昏了,不顾军令,带领全团擅自后撤。郭勋祺不得不慌忙重布兵力。徐元勋团的一位排长在撤退途中,不满徐的懦弱行为,说了“怪话”,竟然被徐元勋枪毙。战后,郭勋祺要处分徐元勋,被唐式遵阻挡。唐把徐元勋调到他的21军,仍任团长,以后升旅长。只因为唐与徐的父亲有关系。(徐元勋只是初战的动摇,在抗日战争后来的表现还是较好的)
关于唐式遵的军事才能,蒋介石是很清楚的。文献记载了后来的一件事:“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这时。唐式遵是皖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因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认为唐式遵指挥能力不强,难担此任。临时委派资历比他浅的上官云相统一指挥。‘事变’是在唐式遵作战地域内进行的,要他出部队,但不给他指挥权,唐式遵也惟命是从,不敢有反对表示。”
唐式遵缺乏军事指挥才能,蒋介石是清楚的。可以深入地想一想,6万余川军(此时,川军已扩充,一个军有3万多人),由他指挥对日作战,会增加多少无谓的牺牲。
命运作弄,唐式遵竟然被安排为郭勋祺的顶头上司;此人又已卖主求荣。郭勋祺思量,以后的日子一定难过!
关于顾祝同。50军隶属于第三战区,这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顾祝同。郭勋祺回忆起一年多以前与顾祝同有关的一些往事。
1935年12月,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派曾晴初来成都,在文庙前街王缵绪家里,秘密会晤王缵绪、唐式遵和郭勋祺,许诺唐任川康绥靖主任,王任四川省主席,郭升军长,共同推倒刘湘。王、唐早被收买。
四川刚从1932年冬至1933年夏的二刘(刘湘、刘文辉)军阀混战中解脱出来。郭勋祺为自己参加多年的军阀混战深为自责,认为蒋介石此举又要让四川大乱了。
四川成都是三国刘备建都的地方,川人崇拜关云长的义气,对卖主求荣的人和事多不齿。
秘密会议之后,郭勋祺立刻飞报刘湘。刘湘闻报,非常震惊,形势突然变得如此险恶!他立刻作出反应,布置了“反挖墙角”的措施。一方面派他的贴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中的亲信对王、唐二人进行严密监视;一方面把王、唐两军中那些亲蒋(介石)分子调离关键岗位。
顾祝同那时是蒋介石的“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因为郭勋祺的干扰,顾祝同未能完成蒋介石交给他处理四川问题的重要任务。
关于蒋介石。对于郭勋祺,蒋介石应该不会忘记下面事件和情况。
1926年-1927年春,大革命时期郭勋祺的“左派”行动;“三三一”惨案发生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的掩护、救援;以及郭勋祺与杨闇公、刘伯承、陈毅的关系。
1930年,蒋介石委任的新十一师师长赖心辉,在所部被瓦解后,于同年秋天奉蒋介石电令取道宜昌赴武汉,商谈改编事宜。甫抵宜昌,即被奉刘湘密令的郭勋祺扣留软禁,赖心辉自此脱离军界。
1935年1月,土城战役后,蒋介石宣布郭勋祺任第六纵队司令。这是军长和老资格师长的职位。蒋介石对郭勋祺进行收买的意图十分明显。蒋介石在他的嫡系和滇军指挥官面前,多次称赞郭勋祺。但是,郭勋祺对“第六纵队”司令的职位,受而不就,从不打“第六纵队”的旗号。蒋介石许诺郭勋祺,要郭任他的嫡系“教导师”师长(蒋的嫡系将领中许多人都知道此事),郭勋祺婉言谢绝。
1935年3月上旬,红军撤离遵义仅2小时后,郭勋祺进入遵义,蒋介石再度示惠,传令嘉奖,认为“收复有功”,犒赏大洋五千元。并通过郭的堂弟,黄埔六期生,任警卫营长的郭文炯向郭勋祺收买说:“委座很看重你,中央此次一定统一西南,正好及时作出表现。”郭勋祺严肃地回答郭文炯说:“我受甫公(刘湘)知遇,不能背离,这是做人的道理;因为甫公信任我,在部队能发生影响,所以才有人看中我,如果刘部一旦被消灭,我就立即失去利用的价值,这是从利害考虑。况且某公专讲利用,不顾信义”。“你讲这话,必然有人授意,得老实告诉我。”郭文炯说:“是同学会通知我进言,是来自侍从室的珍秘消息。”郭勋祺最后告诫说:“蒋委员长一再对我表示要好,我心中有数,今后一切看我的,但切不能有丝毫泄漏!你答复他们说,已向我转答就行了。”
但是,蒋介石收买郭勋祺之心不不死。
1935年6月到7月,蒋介石的中央军已大举入川,在峨眉山下他创办了军官训练团,中央军与川军混编“以联络感情”。蒋亲临主持任团长,军长任营长,师长任连长,旅长任排长……蒋介石本人每周至少在大礼堂讲话二三次,内容不外两点:一是全国必须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二是为了建国,必须坚持反共。陈诚任教育长,是团的实际负责人。蒋、陈等对川军中上级人员,当面谈话、送钱、会餐、集体“拉入”国民党,极力笼络,并分化他们与刘湘的关系。不少川军将领感激涕零,迅速表示效忠蒋介石,以“天子门生”自居。
郭勋祺也奉命到团受训,在峨训第一期任第一营第二连连长。时郭勋祺的部队驻守川南,蒋介石巡视,见郭勋祺的队伍在修桥、铺路,他大加赞扬。
在峨眉山下,郭勋祺对蒋介石的公开拉拢虚与委蛇,绝不表示对蒋效忠。
最重要的一点是,1935年1月,康泽派在郭勋祺部队的别动队特务,冒危险侦查到中共朱毛等领导人开会的庙宇,以为自己为党国立了大功,跑到郭勋祺司令部要郭下令炮击朱毛开会的场所,被郭勋祺托词拒绝的事,特务已经控告到蒋介石那里了。
现在刘湘死了,保护伞没有了。郭勋祺明白,蒋介石迟早是要给他算总账的,而且时间不会太久。
在新组建的50军中,蒋介石掺沙子,把一些嫡系和特务安置在50军中。令郭勋祺头疼。
郭勋祺在共产党里有朋友,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投奔共产党。应该说,郭勋祺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他是从杨闇公、刘伯承、陈毅等共产党人的具体言行那里了解共产党的。郭勋祺与他们的私交都很好。杨闇公经受军阀的残酷折磨,不改初衷,人格高尚,已英勇牺牲快11年了。刘伯承在华北。不过陈毅在东南一带,有机会会面,太好了。
郭勋祺伤愈后,急切要赴前线。在武汉的许多朋友都来看望、道别。
郭沫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他与郭勋祺是多年故交)为他重上前线抗日,特赋七绝一首,书成条幅以赠。诗云:
山河破碎不须忧 收复二京赖我畴
此去江南风景好 相逢应得在扬州
送翼之军长宗弟赴前线
题此以为记念 民国二十七年 月 日 郭沫若 印 印
郭沫若以还我河山,收复失地相勉,并寄以殷切的希望。
5、在皖南与陈毅重逢和新四军建立密切联系
与老友陈毅彻夜长谈
新组建成立的50军辖144师(师长范子英)、145师(师长佟毅)、新7师(师长田钟毅)、以及配属的海军布雷第5大队。军参谋长为邓和。50军与21军共同组成3战区第23集团军。
23集团军担任长江以南东起皖南芜湖、荻港,西至江西的鄱阳湖东岸湖口,其江面阵线长达300余公里的防务。该地域的中国军队受23集团军节制。中国以战略兵团插入敌后,以牵制日军主力,支援了其他抗日战场。
南京陷落后,薛岳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郭勋祺与其见面,谈到防守长江需要炮兵。薛岳立刻支援郭勋祺大口径火炮,郭勋祺诚谢不已。
时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统一全国军队编制,南方红军组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郭勋祺把50军军部设在青阳县木镇,与设在泾县云岭村的新四军军部相距仅几十华里。
1938年春,郭勋祺一到木镇,先期到达皖南的陈毅(新四军党委成员、第一支队支队长,共产党方面称支队司令员)就带人来看望郭勋祺。这次陈毅在郭勋祺这里住了三四天,两位老朋友彻夜长谈。
郭勋祺谈到50军的组成:从四川其它军队调来一些军官(如参谋),他们的旧习气太浓,抽鸦片、赌博、打骂士兵……但是他们也有抗日的愿望;蒋介石派了不少人“掺沙子”特别是派来的50军政治部主任陈去惑是一个特务,很讨厌……陈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希望形成团结抗日的局面。陈毅也介绍了一些对待顽固派的策略,郭勋祺受益匪浅。
最后郭勋祺说自己经常要上火线,很多事情忙不过来,陈毅答应派一些干部来暗地里帮助。
例如:应郭勋祺的要求,新四军党组织曾派一位姓李的大学生党员秘密到50军工作,任参谋(或副官)之类的职务。李同志会英语,曾用英语和访问50军的史沫特莱交谈。新四军军执法员兼50军联络员夏育群一次在会上讲“要精诚团结,建设大西南(大后方)”。李同志当即告诉郭勋祺,说这是王明路线,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是搞不好(与国民党)团结的。1974年笔者回成都时,夏育群老伯曾对笔者说,50军有人才(夏育群不知道李的身份)。1940年初,郭勋祺被蒋介石撤职后,李同志便回新四军了。
还有,在皖南与郭勋祺经常联系的23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吴剑波,在皖南事变前被顾祝同发现枪毙了,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
在皖南,郭勋祺认真学习共产党的经验,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招收了许多青年学生。
与新四军互相帮助建立深厚友谊
大敌当前,五十军新四军互相关怀。
陈毅去江北之前,曾多次到50军看望郭勋祺,有时是偕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夏育群*(新四军军部秘书兼军执法员)等人同去。大家见面,总是推心置腹地畅谈抗战形势和一些军事上的问题。
*夏育群在1976年5月10日写了一份材料交四川省委统战部。
((连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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