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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和科普创作是一个不断传承、发展的过程。在日前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承办,长三角科普创作联盟、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上海科技报社协办的“加强作品评论,繁荣原创科普——姚诗煌科普作品研讨会”上,20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媒体人围绕有“上海科技记者标杆”之称的《文汇报》原高级记者、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原理事长姚诗煌的科普作品进行了热烈讨论。在题为《我的科普之路》的主题发言中,姚诗煌自述他的科普之路离不开天时、地利与人助,“科学会堂是我的大学,每周的活动安排表,就是我的课程表。”
科普之路上的天时、地利与人助
1978年的“科学春天”,带来了科普的繁荣,姚诗煌正是在那一年调入《文汇报》,这一“天时”使他成为“向科学进军”版的编辑,开始了自己的科普生涯。
“地利”在于《文汇报》是一份面向知识分子的人文大报。要求从科学人文的角度开展科技传播。当时,报社领导派给姚诗煌几项重大采访任务,如去湖南长沙采访袁隆平团队的杂交水稻、报道中国科学家人工全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从中,他完成了带有科普色彩的通讯《绿色奇迹的创造者》和《“三叶草”的诗篇》,受到好评。这鼓励了他结合科学采访开展科普写作,形成具有记者特点的科普作品。
“人助”则要感谢当年《科学画报》主编的饶忠华。受饶忠华的教诲和启发,姚诗煌将新闻性、时效性作为报纸科普版的第一特性,将自己的科普风格定位为“来自科研第一线的‘科普报告’”。他认为,科技记者常年奔波在科研第一线,是科学发现、科技创新的见证者,在完成新闻报道的同时,有条件做更深一步的采访,采写新闻性的科普作品。上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姚诗煌采写的《计算机吃智慧果》《创造新时代的纳米科学》,以及《一旦大海升高半米……》等科普文章,就体现了记者的新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
为加强科普的人文性,姚诗煌将普及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作为科普创作的努力方向。围绕“科学中的美学”,他撰写了《科学中的美》《哪里有数,那里就有美》《创造是美的产物》《科学的艺术家——爱因斯坦》等20多篇文章,合辑成第一本科普书籍《科学与美》;他还将当代科学提出的许多新理念写成通俗易懂、活泼生动的科普文章,如《“蝴蝶效应”的启示》《共生、合作与竞争》《难得糊涂》《复杂科学与大成智慧》等;在2023年4月获得“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的《中国高铁》丛书中,他担纲撰写高铁对经济、文化、社会影响的《高铁经济》一书,得到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等领导的肯定和表扬;他还曾3次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之邀,去其所在的日内瓦欧洲核子中心采访,采写的《寻找另一个宇宙》《仰望宇宙的对话》《我只做一件事》《科学,为了人类的明天》等多篇科普性通讯,侧重于对丁肇中科学精神的介绍,深受业界同仁和读者的好评。
撰写科普性评论针砭时弊,也是姚诗煌科普创作的一个重点。他曾在《上海科技报》的“科学众谭”专栏发表《“财神”喜欢爆竹吗?》《提倡科普“啄木鸟”》《土楼和高楼》等近60篇科普短评;又为《科学》杂志撰写了《为中国科学补堂“人文课”》《为我们的民族补堂“数学课”》《以奥运精神强健科学“体魄”》《呵护这片科学“原生态”》等多篇具有宏观性的科普评论。
科普写作丰富了姚诗煌的知识结构,加上他以恩格斯提出的“半通”要求自己,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学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参与了多项科学咨询、调研课题。得益于长年积累的科普知识,姚诗煌能与科学家对上话,不少科学家视他为知己。
行深文暖,求真至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首任会长杨雄里在发言中称姚诗煌为“在科普工作中别具一格的能人”,赞叹并未接受过科班式严格科学训练的他,对科学内涵每每都能有准确理解,并且从近代物理学到纳米科学,从天文学到计算科学,乃至生命科学,他都能应付裕如,反映了他作为新闻界的一位专业人员所具有的难能可贵的广阔知识面。杨雄里院士评价姚诗煌对科学发展的势头有相当准确的预测:“他几十年前对纳米科学和人工智能前景的展望远在我之上”。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名誉理事长卞毓麟因临时有要事不能到场,在请人代致的发言中,他指出姚诗煌将自己的科普风格“定位为来自科研第一线的‘科普报告’”,是一种很有科学智慧的见地。如果将大自然比拟为浩瀚无垠、充满未知的海洋,那么人类对它的认知前沿就犹如一条极其漫长的海岸线,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在这条海岸线上前赴后继,尽力将它往外拓展延伸。那里,就是科研的第一线。它是那样地广阔而又绵延不断,要对它进行普及,就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面。诚如姚诗煌在《我与科学世界》中所说:“不仅要有单个学科的知识,而且要了解许多相邻或相关学科的知识,以及整个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势;不仅要有自然科学的知识,还应有社会科学的知识,尤其是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要能把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汇合、交叉这一发展趋势;不仅要有知识的储备,还要有文字表达的能力和技巧”。这种高标准既是姚诗煌的理性感悟,也是他自觉的实践行动。他的科普作品的广度,来自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对自己提出的更高要求。他将发掘科学的人文价值作为科普写作的努力方向,正是其作品暖洋洋的温度所在;而他对科学美的表述,则反映了他对科学美的认识高度。他关于“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追求真理。求真,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和真谛。而真、善、美是统一的。惟真才美;求真至善”的表述,言简意赅。
与卞毓麟颇有同感的原上海铁道大学副校长、同济大学教授孙章用“高度、深度、广度、跨度、速度”概括了姚诗煌作品的5个维度,用“强度、刚度、温度”表达了对姚诗煌人品的认识和欣赏。他回忆说,1979年11月,自己在科学会堂讲课,内容是模糊数学的产生和发展。报告结束后,一位高个子听众从后排走向他,并作自我介绍:“我是《文汇报》科普版编辑姚诗煌,对新学科很感兴趣,听了你这堂课后觉得模糊数学很有意思,能不能请你把它写成科文章?”由于模糊数学是一门为研究生开出的新课,孙章当时还没有想过要做科普,因此觉得没有把握,但姚诗煌鼓励他说:“你可以试试,把数学公式都去掉,单用文字表达,如果我能看懂,那就是科普文章了。”就这样,在姚诗煌的鼓励下,孙章写了一篇科普习作《模糊数学》,请姚诗煌润色修改后,发表在1979年11月23日的《文汇报》上。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被《新华文摘》转载,还被华东师范大学两次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此后不久,姚诗煌又约孙章写了一篇《数学三部曲),该文获得了上海市第二届(1980—1984)科普作品二等奖。自那以后,二人在如何做科普上有过许多交流和共同的想法,友谊延续几十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科普挚友和彼此的伯乐。2017年,同济大学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在组织编写出版《中国高铁丛书》过程中,没有一位铁路专家能承担《高铁经济》这本书的编写任务。急难之时,孙章想到了善于洞察复杂事物的姚诗煌,一心要请已经退休的他重新“出山”。令人惊喜的是,姚诗煌不仅答应下来,而且在丛书9本分册的作者中第一个交卷。丛书总顾问傅志寰院士(原铁道部部长)、总策划郑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总工程师)在读了姚诗煌的《高铁经济》初稿后连连称赞,希望大家学习这本书的架构和写作方法。有人开玩笑说,姚诗煌是“最后一个上车、第一个下车到达目的地”的人。
原《文汇报》副总编茅廉涛也认为,探寻姚诗煌的“科普之路”,可以用一个“情”字解码。他倾注在科技界优秀人物身上的真情实感、他对传播科普知识的激情洋溢、他对新闻事业的钟爱执着,可谓“情之所系,心之所向,行之所至”。
“那个春天”的先行者和探路人
《文汇报》副总编辑王勇在发言中介绍,作为一位专家型科技记者,姚诗煌坚持向书本学习、向采访对象学习、参加讲座研讨会学习,看科普书籍、期刊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他在长期的科技报道、科普写作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深”取胜的路子。他长期关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和相关民生课题,几十年来采写的大量深度报道、调研报告、新闻内参和科普文章中,有不少报道和文章引起市领导和主管部门重视,有力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社会影响,形成了品牌效应。他的科技报道、科普文章颇具前瞻性、预见性,常常领风气之先发出第一声。例如,率先介绍崇明生态岛建设、长江口青草沙水源地保护、浦东机场选址等。如今“一江一河”已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秀带、城市发展绣带,这天翻地覆的变化中,也有姚老师当年发出时代先声的推动作用。在王勇看来,姚诗煌的科普创作之路,也是《文汇报》科技报道特色探索厚植之路。
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副会长顾龙认为姚诗煌有意识地让自己从事的新闻工作与科普工作对接,推进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比翼齐飞。他的科技新闻作品采集科研前沿的火种,担当着传播科技新闻的燃灯者;同时,作为科技新闻的解释者,他软化专业内容有“绝招”;作为科技新闻的评论者,他掌控着针砭时弊的“短枪”。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原理事长李健民回顾自己人生中做过的几项重要工作,都有姚诗煌的参与或得到他很大的支持。如对上海第一家转制的研究所、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和上海新增长点的关注,上海科技新闻奖的设立,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标准的制定等。此外,姚诗煌还领衔承担了市科委“科研成果科普化”课题。
《上海科技报》副总编姜晓凌介绍,由姚诗煌、许兴汉、倪既新等3位作者在《上海科技报》上开辟的“科学众谭”评论栏目,从2007年的11月23日创刊起,持续长达6年半,第一期发表的是姚诗煌的《伍连德“海归”》。姚诗煌在文中呼吁重视科学史的发掘、研究和介绍,科普应该将普及科学史列为重要内容。由姚诗煌主笔撰写的许多提案、建言和调研成果,已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个支点。
上海科普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李乔记得,在姚诗煌主持《文汇报》科技部工作期间,《文汇报》的科技版面不仅介绍新发现、新技术的正面前景,也重视介绍存在着的某些不确定性以及技术滥用的危险性,并且配以科普性的评论,引导读者从人文的视角思考和审视科技的双刃剑作用。这对我国大多数公众曾经只知道科技的作用都是正面的认知,是拨乱反正般的转折。由此,通过科技传播提升公众的反思能力,起到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积极作用。
不少与会者在发言中表达了一个心声,即:希望通过对前辈科技记者行进脚印的梳理,能够为后辈科技记者提供一些启示,激励、激发更多在科技采编一线的科普编辑、记者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为元科普创作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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