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姚诗煌老师大约是在2008年前后，真正开始有交流，则是在2019年初《中国高铁丛书》出版后，我读到姚老师撰写的《高铁经济》分册。作为一本好看的高级科普作品，《高铁经济》在可靠的事实和数据之外，以鲜活生动的语言呈现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现场，如：“有了交通的便捷，原创设计研发人才也开始从天津、石家庄、西安、杭州、北京等地向白沟会集。白沟生产的箱包，增添了更多的时尚元素和流行色彩，也让箱包老板们对未来更充满了希望和期待……”，颇有阅读小说式的快感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收获，使我对高铁经济这个宏观、抽象的概念，拥有了带画面感的具体认知。

后来我在我所在报社的“科学文化”栏目中，发表了关于那套丛书的书评，渐渐与姚老师多了一些互动。得知姚老师是绍兴人，和我是地道的老乡，心中多出几分亲切感；又听说他童年时的家紧邻鲁迅故居，不禁感叹文脉传承的曲径通幽。尤其是在读了姚老师编著的科普文集《科学中的艺术美——螺旋美的启示》和他撰写的《计算机吃“智慧果”》《黄浦江的警告》《寻找另一个宇宙》《为我们的民族补堂“数学课”》等科学人文作品，得知既没有科学专业背景，也未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他，30多年在《文汇报》从科普版编辑，到主编“以科技的眼光看社会，以社会的角度看科技”的《科技文摘》专栏，注重发掘科学的人文内涵，通过系列独家采访带读者走近科学大师、感受其思想风采和人格魅力，这种因经历和关注领域的相似性而产生的亲切感就更加强烈了。在科技创新正成为国家大力推动的事业、各类科技成果和科技人物在媒体平台上的呈现频率和力度都大大超过以往的今天，我对姚老师曾提出的希望科普作品“成为科学家和大众心灵沟通的一座桥梁”这个愿望，深感心有戚戚焉。因为只有不断地通过这种沟通，我们才能使公众不仅了解科学知识和最新的科技进展，而且在大众中培养起科学方法、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逐步形成对科学发展方向和科技创新项目的价值判断力，求真求实，进而反向推动科学自身和社会的发展。

以详实的素材支撑“有态度的科普”

同行更容易了解同行的难易。在阅读姚老师的作品后，过去对自己的工作感觉还不错的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自己与前辈的差距。比如姚老师在《重大科学事件报道中的几个误区》这篇文章中指出，记者在进行重大科学事件报道时容易出现几大弊病——“唯眼球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嗜奇倾向”“从众心态”“盲目自大，随意拔高”等，这些我虽然也经常感受到，与之有着强烈的内心共鸣，但从未尝试作这样简洁、精准的归纳，或者即便尝试了，也未能如姚老师这么清晰、准确、全面地表达出来。究其原因，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是我们思想的家。我之所以未能把自己日常的工作感受和思考凝练成这样有理有据、言简意赅的表达，多少与我日常习惯于闲散的思维状态有关。这样的状态下，我倾向于随时在朋友圈、微博这些碎片化的内容平台上直抒胸臆，但批判或抒情过后，缺少一种可实践的建设性力量。姚老师结合新闻所写的科普文章之所以尽管使用的都是通俗易懂的语言，读来却比我的深刻、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正在于他的观点不是直接以断言、定论式的语言来呈现的；他褒扬、质疑事件、人物或与之商榷、探讨的态度，编织在他耐心观察、深入思考、细致传达的字里行间。如果说，在科学知识对于普通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难以获得，因而也不再那么稀缺的今天，我在姚老师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所珍视的“有态度的科普”，即以人文立场观察科学进展、以科学眼光关心社会发展的科普，那么，无论是对科学家精神的反映，还是对科技界时事的针砭，或是对未来科技工作和社会治理的建言，姚诗煌老师“藏”在他的科普作品里、用以介入现实的媒体人态度和社会担当，显然有比我详实、坚实得多的实证素材作为支撑。

科学报道与文化、娱乐等领域因对象本身就具有的多元化色彩，而对报道客观性要求相对不那么严格的报道不同，自然规律、新的发现、新的成果等非人物类科学报道的对象具有鲜明的客观性，其真与假、对与错泾渭分明，传播错了极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损失和灾难。在长达3年的新冠疫情中，人们已经对科技传播严肃、准确的内在“硬核”之重要性深有体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基因、疫情等科学与政治、社会交织的问题还呈现出复杂的跨学科色彩，不具有知识广度基础上的融合视野者常常难以把握其传播要义；而对科学人物的报道又因科技工作者工作的繁忙及有些工作在特定时间段内的保密性而倍增采访和普及的困难。在这重重不易之下，姚诗煌老师每每能够获取生动、详实、人所未见的独家细节，令人敬佩。比如他在1993年3月18日发表于《文汇报》的《一旦大海升高半米》这篇报道的结尾，笔调自然而又画龙点睛地以“聆听着老科学家们的报告，夏克强副市长颇为感动。他不由得转过身来，指着挂在墙上的上海市徽——一艘金色的帆船正扬帆出海，说道:上海作为一座海洋港口城市，海洋的变化与上海休戚相关。感谢您们，为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收尾；又如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先生在AMS-02被装入航天飞机准备发射前的特写——“就这样，他独自坐在机舱内，将AMS-02的各个子系统、所有部件，再仔细地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思索还可能有什么问题。AMS-02在日内瓦组装时，他就曾要求组装好后再拆分开，然后重新组装，这样反复了三次。当时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再仔细地检查一遍，有没有地方会出错；二是想估算一下装上航天飞机、临近发射前，如果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那么拆开后再重新装好，需要多少时间？……此时，整整四个小时，丁肇中就一直在机舱中坐着，面对着这台即将登上太空的探测仪，对每个部件都在脑中再仔细扫描了一遍……从航天飞机机舱出来后,丁肇中站在有五层楼高的发射塔上，环绕着航天飞机，又最后走了一圈。他边走，边审视着眼前的一切，思考着还可能有什么问题被忽视”……

这些充分体现所关注问题之重要性、紧迫性和报道对象鲜明职业特征的素材，我曾经以为只有在调查记者的社会新闻报道里才会见到，却同样津津有味地在熟悉而又陌生的姚老师作品中读到。这当然与姚老师日常勤奋不辍地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所形成的专业素养密不可分。诚实地说，我也曾经到过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但只是作为观光客去，所以对科学家们在那里开展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深切的体会和理解。排除姚老师比我在那里停留的时间长这个客观优势，从他对丁肇中先生的提问中可以看出姚老师在去CERN前对相关背景知识的深入了解，以及身在其中时既高度专注于采访对象，又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灵敏。后来我得知，事实上姚老师之所以能够有机会多次到访CERN并在那里与丁肇中先生进行深度交流，完全符合一句箴言——机遇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当年他并不是专门跑高校条线的记者，本难以有机会和在上海交大做报告的丁肇中先生深入接触，后来因为丁肇中应邀与《文汇报》记者开展座谈，其间姚老师专业的提问给丁肇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位诺奖得主才亲自对他发出了访问CERN的邀请。

这样的专业和敬业，姚诗煌老师并不只是在采访名人大家时才持有。在采访首届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宝钢副总工程师曾乐前，领导要求他深入宝钢，不仅采访曾乐本人，更要采访他同事，并跟随人物观察、体验他的工作和生活。其时曾乐很忙，姚老师就先从外围“突破”，请曾乐的同事尽可能地介绍曾乐工作、生活中的故事，之后又一路跟随曾乐到车间、工地、实验室和他的家，由此得到“他走路大步流星，每分钟150步，常让结伴而行的人疾呼:曾总，慢点走！……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房间的地下、桌上都堆满了工具、器材和装着各种焊剂的瓶瓶罐罐，连双层床的上下铺都放满了器材，他自己就睡在床架顶端自搭的上上铺，离天花板还不到60厘米”这些足以生动勾画出曾乐精神风貌的翔实细节。

也曾采写过黄浦江污染相关报道的我，对姚老师《黄浦江的警告》一文中扑面而来的现场感、详实的统计数据及其与不同历史时期对应数据的比较，印象深刻。为此，我曾私下请教姚老师，他是如何得到那么详细的背景资料的。姚老师告诉我，他曾长期关注黄浦江的污染问题，在科学会堂参加过多次相关的研讨会、报告会，也常常跑去环保局和长期交道中已成为他朋友的工作人员聊天、了解相关情况。所以，在写那篇报道前，他已经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素材。报道发表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但很快不再有声音。

用赤子之心做高级科普

我在工作中有时会抱怨自己的条线不够重要、缺少优质的报道资源，姚老师的采访经历，对我是一种积极的启示和鼓舞，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好记者如何突破局限。在读了越来越多他的作品后，我找到了这些文章比今天很多“说明文”式科普文章好看的根本原因：作者将自己对事件、人物的好奇、热情和采访中收获新知的喜悦，都作为燃料投入到了笔下；那些作品里，流淌着作者在采访前前后后的心绪和思考、理解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普通人可以理解科学的过程。

比如图书《科学中的艺术美——螺旋美的启示》中，《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李政道教授访谈录》一文里记录，姚老师在采访李政道先生时提问：“现代科学研究越来越高深，普通大众很难了解科学家的工作，那么您倡导科学家与艺术家的交流，用艺术的语言来阐明深奥的科学原理，这是否会促进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 “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些意外——像这样如同赤子之心发出的问题，简直不太像我印象中持重的姚老师提出来的。放到今天每每只能引用福楼拜那句”科学与艺术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山脚下分手，又在山顶会合“的媒体流行语境中来看，这依然是一个朴素的好问题。果然，李政道先生也给出了真诚的回答：“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无所不在，但是要搞清楚一门具体科学的内容有时是很困难的，就像汽车大家都在开，但有多少人懂得汽缸的原理呢？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对话、交流，可以引起人们对科学的关注，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对艺术家、科学家探索真理都是有帮助的。”要把一个好的理念落到实处，需要对其内涵有真实、深刻的认知和在此基础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我看来，这个实事求是的回答中所包含的信息，对于今天科普界如何认识“科学与艺术“的命题并组织真正富有成效的学科交叉活动依然富有启发。

同本书里《科学家的艺术素质》一文中写到：“丰富的想象，并非只是艺术创造的特征。在近代科学的幼年期，科学家可以单靠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归纳出科学理论，而现代科学的许多理论，是不能单靠归纳法得出的。没有想象，就没有“相对论”、没有“四维空间”、没有“夸克”和“胶子”……想象是人类独有的特殊才能……信鸽虽能千里归巢，但无法寻到它从未去过的目标，因为它们只能依赖于某种机械的记忆。而人却能借助符号、形象，到达完全陌生的目的地，甚至飞往月球、火星、木星……现在知道，人的大脑有4个功能区域：感受区、贮存区、判断区、想象区。充分发挥这4种功能的综合作用，正是科学和艺术繁荣兴旺的共同基础”，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李政道先生提出“科学与艺术”命题以来，围绕这个话题开展了很多讨论，但像这样通过通俗的类比来清晰揭示科学与艺术间本质联系的表达并不多。

卞毓麟老师曾经指出，科普，决不是在炫耀个人的舞台上演出，而是在奉献公众的田野中耕耘。因为经常与科学家等名人打交道，我深知科学记者身上容易滋生的骄气对于长期保持这种心态的不易。我猜，能做到这点可能与姚老师从小对科学有兴趣，尤其对浩瀚的宇宙空间充满了好奇，高中毕业时的梦想就是在青藏高原的一个气象观测站每天面对苍穹、与风云作伴有关。这方面，职业就是兴趣的姚诗煌老师比起很多被动选择了职业，只能在“干一行“的过程中争取”爱一行“的同行是幸运的。也许也正因此，他曾专门写过一篇《科学与兴趣》，在其中引用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中的话说：”只有那些对发现抱有真正兴趣和热情的人才会成功。“无独有偶，这本书我最近也刚从复兴中路的旧书摊上买到，再次共鸣一下！

姚诗煌老师在《我的科普之路》中自道：“我常告诫自己：不要学猴子掰苞米，要珍惜所得知识的积累。平时，依照铙忠华先生（注：时任《科学画报》主编）所说的：把看科普书籍、期刊，作为最大的业余爱好。要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恩格斯提出的‘半通’来要求自己；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学应有一定的了解。科学会堂是我的大学，每周的活动安排表，就是我的课程表。好多年，我几乎每天都到科学会堂‘打卡’：参加各种讲座、研讨会，并参加了多个学会，获得了大量最新的知识，才有跨学科撰写科普文章的勇气。”这种始终保有的虚怀若谷、诚恳好学的精神，是我们这一代许多浮躁、急功近利的记者身上所稀缺的。如此，姚老师能够挖掘出“潮汐河流黄浦江在大潮时，中下游污水被顶托上溯，使之成为一条‘倒流河’，大量污水在临江水域滞留，因而有时上游水质甚至差于下游”这样重要但需要洞察力才能看到的反常规事实，引发丁肇中关于科研“做得对，比早发表更重要”“科学研究不能想为得奖而工作……一个人再有名，只能代表过去的贡献”等充分体现人物精神境界的金句也就不奇怪了。这样的姚老师，也才能得到曾经多次接受他采访的陈吉余院士由衷的赞赏：“和姚诗煌说话很轻松，不像对有些记者要解释半天”；才能在面对科学大家关于科研“过程是艰辛的、枯燥的，但结果是令人兴奋的”的自白时，脑海里及时、灵动地反应出爱因斯坦“工作的最重要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这样本身也揭示科学研究真相且带有隽永启发性的话；也才有充分的底气指出同行中并不少见的热衷采写科学人物琐碎日常生活细节以哗众取宠的弊病，呼吁：“新闻固然要让普通读者喜欢看，要尽量贴近读者，但科技记者还应该了解科学打开的是一扇扇魔幻之门，科学家所揭示的事物会超出人们的常识，而科学真正的魅力，恰恰是常识之外的东西带给人们的意外惊讶和欣喜。通过重大科学事件的报道，帮助读者激发和产生出新的兴趣，引导读者的眼光看得更远一些、更广阔一些，正是重大科学报道应起到的重要作用。”套用姚老师本人在《科学中的艺术美》一书中的另一段话：“科普的高级和低级，应该体现在对科学内涵的挖掘和表达形式的艺术水平上。”

凭专业和自重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今天看来，姚老师42年前写的《一旦大海升高半米》、30多年前写的《黄浦江的警告》、16年前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为中国科技补一堂“人文课”》、被中学语文试卷作为阅读素材引用的《当代科学对文化的影响》、2022年发表于本报“科学文化”栏目的《时代呼唤复杂性科学》，以及1985年在全国科普作品评选中获得优秀图书奖的科普图书《科学与美》、2015年出版的科学学文集《科学中的艺术美》等，都是具有前瞻性的，这固然部分得益于他作为主流大报记者“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环境和自身的敏锐，更源于他在脚踏实地、深入一线且具有专业水准的采访中赢得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尊重、信任和由此自然而来的“置身其中”的参与机会。

“我把这‘第一时间’，从路上提前到了现场。……此时科普知识就帮了忙，你能与科学家对得上话，他不必就许多概念、术语费力解释，就能视你为知己，侃侃而谈。”在数字化带来媒体平台大大增多，而新闻记者整体职业素质普遍有一定程度下滑的今天，我们日益看到，低水准、失实、误导性的科学报道，本身已经快要成为谣言的一支。科技记者自身的专业积累在与科学家的无障碍沟通和准确的科学传达中尤为重要。姚老师身上，可以说体现了一位媒体工作者凭借专业和自重所实现的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在我的印象中，姚老师一直是温和淡然的，不张扬自己，也不臧否人物，直到从其他记者的文章中得知他曾在1986年因为一篇为科技工作者打抱不平的报道——《李芳兰报国心如火“水中心”为何冷似冰》而“引火烧身”，当了3年的被告，才知道这位老乡身上，除了有绍兴人的“兰心”，还藏着一颗鲁迅等故乡先人同样曾经向往过的、用文字改造世界的“剑胆”。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里曾写到：“孜孜不倦的探索也许可以得到真理，但这并非真理的全部……一个作者所能反映的只是现实的一个片段和不懈的希望。”读了姚老师的作品，觉得有一些工作是姚老师这一代科学记者能够做到而我们这一代可能已经做不到的，而还有一些工作是我们依然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但我由于自身的局限目前还没有做到的。所以特别感谢姚老师和江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从对前辈工作的更多了解中打开视野、获得启示，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也更好地认识我们这个职业的优良传统，在这种传统所蕴含的希望鼓舞下，去走自己职业生涯的后半段。

前阵子看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院士提出：“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骨架，而人文是科普的灵魂。”在这里与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