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时的我刚评上教授，正处于人生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但当时我研究了一位化学家，觉得我好像再也不可能超越他，也无法根据我在实验室中得到的经验去创造更好的成果了。这种不适感促使我踏上了探索之前从未涉足过的领域之路。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当时的这种不适感，也许后来我就不会成功。所以我认为年轻人不要满足于一直做重复的工作，哪怕它们能让你发表Nature论文。大家应该去做一些差异化的、不可知的事，做自己的主人。”

在11月5日下午于临港中心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科学圆桌π“生命科学或医学前沿论坛”上，经常被人问及“未来的科学研究趋势和重大发现会发生在什么领域？“的论坛主持人——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兰迪·谢克曼结合自身经历，将一个使他感觉自己“如同手捧水晶球的预言家”的问题转抛给在场的同行：“如果能够重回25岁，会想做什么？会重新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吗？”

如果能够重回25岁，科学家们会想做什么？

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名誉课题组负责人丹妮拉·罗兹表示，如果回到25岁，她想研究神经科学，希望能够全面了解全球关于细胞核的研究状况，了解全世界的科学家是如何研究细胞核的细节的，并将之结合起来开展自己的研究。

瑞士实验癌症研究所基金会主任苏珊·M·加瑟也认为，“我们需要不断地在内心给自己提示：要越来越关注细节，更多地解决细节问题。”她强调，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不同，生命本身具有抗熵增性。生命科学中的许多奇迹是违反物理科学的，值得科学界进一步去探索、发现。未来的道路应该是寻找新的方法以支持生物发展的道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CAS-JIC）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CEPAMS）共同主任曹晓风表示，自己研究的领域是植物学、表观遗传学，如果可以回到25岁，她希望自己能打开视角，更多地研究植物和土壤、和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些植物在不好的环境中依然能够茁壮成长，这之中的原因是让我好奇的。”她说。

长期从事基因表达调控研究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生物医学研究院双聘教授徐彦辉感到现有技术还不能完全揭示基因转录发生的原因，而未来的微生物学可能可以对此有所突破。因此，如果能够回到25岁，他觉得自己应该还是想做与基因转录相关的研究。

2020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得主、牛津大学韦恩弗莱特生理学教授吉罗·麦森伯克是第一位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改造，从而用光控制其电活动的科学家。他认为在自己所处的领域，最大的未知数仍是人类的大脑。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可能会出现新的技术来研究人类大脑中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是如何工作的，由此更大程度地改变对于大脑的认知。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如果回到25岁，自己依然会像如今拥抱Alpha折叠、ChatGPT4.0等新工具一样，积极学习使用新工具。他感言：“新工具使我真正理解了一些过去无法理解的事，使我变得更高效、更聪明。如果不使用这些新工具，我们的智商可能也会下降。”

但对此，德国生物化学家、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多学科科学研究所所长迪尔克·格尔利希的看法与迈克尔·莱维特不尽相同。他指出，从几何学角度来看，Alpha折叠是非常完美的，它可以根据它所受训的数据进行预测，但如果涉及一些它未受训的数据范围，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错误。“奥秘克戎的独特折叠可以通过Alpha折叠看到。但对于内在不稳定的结构变化，我们不能信任Alpha折叠。”

“不仅仅是成功，多元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给他人以启发”

关于如何取得科研的成功，好几位现场的顶尖科学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失败的意义。丹妮拉·罗兹直言，自己在实验中失败的次数多于成功的次数，“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失败的原因。”

“如果淘金热中的人们知道他们自己最后淘不到金子，他们还会去淘吗？”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授、生物化学讲席教授卡洛琳·卢格的答案是：“可能只有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在最后淘到金子。如果实验结果不如你所料，对之进行相应的调整，即使是失败的实验，结果也可能变好。你需要从这些失败的实验中获取教训、新的动力和新的思路，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名誉教授蒂莫西·J·里士满指出，不少学生在遭遇失败时觉得不好意思，喜欢默默疗伤，但其实他们应该及时向指导老师汇报，在他们的帮助下，尽快找到失败的原因和优化的方法。

迪尔克·格尔利希强调，科学是不能预测的。即使是诺奖得主，在取得最终的发现之前，都不知道那些被发现事物的存在。科学家不仅解决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能以不同的方式、方法去解决问题也是一大乐趣。在他看来，“大部分颠覆性的研究不符合任何一种假设、不符合任何一种现成的思想。如果主流思想不能帮助你，那么你读它们越多，可能越限制你的创造性。你需要识别这些思想。”

2020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得主吉罗·麦森伯克对此表示共鸣。他也认为，不仅仅是科研上的成功，科学家多元的研究方式、方法也可以给其他人带去启发。

“科学界需要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真实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如何更好地结合产、学、研”是此次圆桌论坛上嘉宾与台下观众互动较多的一个问题。

一直从研究事物的发生机制中获得充分的自我满足感的卡洛琳·卢格看到，科学界需要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真实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兰迪·谢克曼也认为，科学家现在要增加与企业界、商界的联合，以使研究成果得到更好的应用，而不只是在实验室里做纯粹的科学研究。为了促进科学界与产业界的合作，他所在的科研机构希望研究生在入学前，在企业有3个月左右的实习期，从中对产业有所了解，从而在未来更好地实现科技成果的产品化，或促进企业对研究项目进行资助。

曹晓风指出，基础科学研究可以产生比人们已经看到和预想到的更大的影响，希望未来能够获得私募基金等新的资金来源对于基础科研的资助。

卡洛琳·卢格也认为，有一些私人领域的基金对长期坚持在某个领域进行探索的科研人员和项目进行投资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看到量化的发现。”

201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得主弗朗兹-乌尔里奇·哈特尔等科学家表示，诺奖和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等科学奖项使得非科学领域的公众通过科学传播获得了更多关于科技进展的了解，年轻人也可从中得到激励，尽早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应用于科学。

来自苏格兰大学、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青年学者参与了这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