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传播哲学思想，以“不敬城邦所敬的神，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雅典人判处死刑；伽利略因宣扬日心说被教廷判处终生监禁；我国明代书法家、绘画家、诗人徐渭在发狂时杀死了妻子，并用锥子刺自己的耳朵，查点把自己刺死；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发作时，常常有巅峰体验，如受到了神启；《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在看似疯癫的胡言乱语中说出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历史上和文艺作品里，有一些先知被视为疯子，为世人所排斥；有一些“疯子”则有先见之明；有些“疯子”完全失去社会功能，有些“疯子”则虽然出现了某种思维混乱，但仍能带给自己或他人以启发。“先知”和“疯子”这两个群体虽有所区别，但又有重叠，他们与精神障碍患者又有何差异？日前，在绿丝带精神卫生知识系列科普报告中，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陈智民以中国画家石鲁的生平为例，向公众讲解了“先知、疯子和精神障碍患者的区别”。

疯癫的两种情形

陈智民医生介绍，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功能受到了损害，有些智能也比较低下。相对而言，“疯子”则往往不仅社会功能完好，甚至比起普通人，还拥有特殊的才华。粗略地看，“正常”和“疯狂”的界限比较容易划分；但在一些少见的特殊案例中，有时按照某一条标准来看，一个人是正常的，但按照另一条标准来看，这个人又是疯狂的。

疯癫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体与社会大多数成员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与社会之间不协调。这里面又可以细分出两类情况，一类是个体的精神正常，有完整的思想、有序的表达方式，但因为思想境界太高，不为普通人所理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都是形容这种情况；另一类是个体的精神正常，有完整但过于深奥的思想，被迫用超越常规的无序方式表达。这种情况下，该个体可能确实状况不如大多数人，但也可能恰恰是个体比大多数人优秀，比如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崇尚自然，厌恶礼法的束缚，本身没有病态，但因为思想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而且无法用更好、有序的方式表达，只用放诞、佯狂的方式表达，看起来就好像是真疯了。而社会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如果所处社会比较保守、不思进取，那么这样的个体可能就会活得不太好；但如果社会比较积极进取、鼓励人的自由发展，那么这些比普通人优秀的人不仅不会受到排斥，甚至还会被遵从。“但这类个体在面对社会时，一般也不会适应得很好，如北大数学系的‘韦神’。”陈智民医生表示，“如果换个社会、换个圈子就被视为正常了，那说明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是社会或圈子的问题。”

另一种疯癫的情况是个体的精神内部出现了不协调/功能障碍。比如思维与情感不协调，思维与意志、行为之间不协调。这可能是精神出现了病态，无视世俗压力而采取无序的表达方式以表达真理或事实；也可能是精神出现了病态，无法表达完整思想或表达方式无序，所表达的内容可能对他人或发病后的自己有所启发，像有些精神障碍患者创作的原生艺术作品，无法很好地表达完整的思想，但仍能启发公众返朴归真，使这些作品成为人们研究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入口，也可能对任何人都完全没有启发，那么，这些功能障碍在任何社会都会被视为不正常——因为人们被要求对自己的精神内部进行整合，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

画家石鲁身上的3种精神状态

陈智民医生以中国画家石鲁一生的经历为例，说明了几种精神状况。石鲁出生于大地主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但年轻时开始反叛自己的阶级，逃离家族，奔向延安。在延安，他非常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地表现群众生活和革命的主题。46岁时，为了寻求灵感，石鲁开始练气功，并自当年末开始发病。当时他在政治上也受到了一些打击，闭门不出、彻夜不眠。有段时间他的精神显得特别好，练功的时候打着赤膊，还用棍棒使劲地敲打自己的胸和手臂；冬天的时候在院子里冲冷水浴，还叫吼医生不要靠近他。去豆浆店路上，他叮嘱妻子只管在前面走，不要回头看他。到了豆浆店，又要求妻子与他背靠背而坐。他把茶叶倒进洗脸盆，说茶叶里有毒；为了“防疫”，让孩子们进门就吃一把花椒……种种行为可笑、荒谬、怪异。当时医生认为他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让他住进陕西省精神病院治疗。被害妄想使他觉得美协的领导在陷害他，在精神病院里也失去自制力地和医生激烈争论。经过治疗，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但过了几年，开始了第二次发病。“文革”开始后，石鲁被关进了牛棚，在遭受巨大精神刺激的同时，药物治疗中断。他在牛棚里不服从管教，中间还出现了幻听，听到有人对他说“跑远一点，跑远一点”，于是他逃到四川老家，最后又被遣送返回。1970年时，他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死刑，家人以他患有精神病为由积极营救，并让医生出具了诊断证明，才使他的死刑没有被立即执行。1986年时，石鲁旧病复发，据他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感到自己很失望，压力很大，不想吃饭，不睡觉，整晚吃辣椒，成天自言自语，胡说八道，在床上做气功，爬到树上摘桃胶吃，连妻子都不认识了，要和家人分家，把皮衣放在水里消毒，把收音机和手表都拆了……但他在病中将自己病前的绘画进行了改造，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疾病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石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不被他的封建家庭所理解，但能被同道所理解。他有高深的思想，提出用山水来表达人物的精神世界，为开拓艺术新境界，发展出野、怪、乱、黑等风格手法，这些艺术上的创新虽然大多数人难以理解，但还是有少数艺术家能够理解。患病期间，石鲁依然能够认识“四人帮”的本质，且疾病使他无视压力，进行大胆的斥责，虽然表达是无序、混乱的，使用的是一些疯言疯语。他在20世纪70年代疯狂中的一些作品，被后世的不少研究者解读出丰富的含义，对他人有所启发；发病后实现的艺术方向上的转向，对病后的自己也有所启发。但他在两次发病最严重的时候，确实不仅无法创作，连正常的生活都进行不下去。纵观其一生，陈智民认为，先知、疯子、精神障碍患者的状态，在石鲁身上都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