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芯片被发明起，芯片行业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历了多轮革新，其背后所牵扯的包括制造、设备、供应链等各方利益纠葛巨大。一方面，各个国家都想通过不断创新竞争和增强壁垒的方式将最先进的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芯片又是一个高度连接的行业，制造一个尖端芯片需要跨越多个国家的不同工艺和供应链。在AICG时代，芯片更将成为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元素。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史副教授克里斯·米勒撰写的《芯片战争》通过大量史料研究和采访，从历史、技术、金融和政治等方面对芯片行业进行了完整梳理。日前，克里斯·米勒做客《经济学人·商论》直播间，就当前芯片行业竞争的重点、国际产业链合作互动的重要性、中美芯片战争与未来的国际博弈等话题，与《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吴晨进行了对话。

“聚焦新的封装技术是业内大公司目前关注的一个关键领域”

克里斯·米勒指出，英特尔在过去曾经错过几个关键的拐点。一个是智能手机，当时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低产量、低利润的产品，但实际智能手机是个高产量、高利润的产品；此外，英特尔在认识到人工智能将成为某些类型芯片的真正关键驱动力时，为时已晚，但现在这家企业正迎来转机，正在努力重振其设计业务。过去英特尔只为自己制造芯片，现在它也计划为外部客户制造芯片。某种程度上，由于是唯一一家不在东亚生产处理器芯片的先进芯片生产企业，英特尔将因国际芯片供应链的重新政治化而受益。

很多人预测摩尔定律即将失效，米勒则认为，摩尔定律的生效可能会放慢速度，可能会变得更昂贵，但它不会停止。英伟达和GPU带来的经验之一是：不同类型的架构可以对特定类型的计算非常有用。现在业界有很多用来测试新架构的努力正在开展，通过芯片设计为特定用户获取更多性能。另一方面的改进因素是芯片封装。过去，芯片封装是行业内一个非常低附加值、低研发的组成部分，只是需要把做出来的芯片放进一个塑料包装里。而现在，封装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事实证明，从不同的封装方式中，芯片可以得到很多性能上的改进。例如，可以把两个不同的芯片放置在一起，来改善它们之间的数据传输，或改善其功率、热动力学；也可以通过将不同类型的芯片封装在一起的方式，提高其成本的性价比。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工艺都需要高成本的先进芯片，把一个先进的芯片放在一个不太先进的芯片旁，常常可以获得最好的性价比。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努力寻找新技术，出现了以新方式将芯片封装在一起的新商业模式。聚焦新的封装技术是芯片业内大公司目前关注的一个关键领域。

“中国芯片业的发展需要与最好的合作伙伴开展深入互动”

克里斯·米勒表示，历史经验表明，中国要赶上芯片领域的世界最先进水平，需要与最好的供应商、客户等合作伙伴开展深入的互动。“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到供应链的其他部分，很难把某一部分做得非常好。”他介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起初在芯片行业落后，后来在某些领域迎头赶上的。“台积电并非试图把自己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好，而是试图把某一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他们通过与最好的工具供应商、最好的软件供应商、最好的化学品供应商合作，做到了这一点。在很多方面，这实际上是一个台积电有机会非常深入地融入硅谷、融入日本的化学品和设备行业的故事，一个全球化的故事。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台湾地区的工业政策帮助其最先进的企业迎头赶上的故事。三星和其他韩国先进企业也是如此。”

相比阿里巴巴、腾讯，华为从产品出口中赚取更多的钱。某种程度上，它是中国企业中一个国际化的重点企业。米勒认为，华为现在面临一条非常困难的前进道路——它基本上被锁定在几个关键市场及相当程度的欧洲市场之外。现在华为拥有国内市场，以销售到美洲、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终点。这虽然是相当大的市场，但它们只占全球份额的一小部分。从长远来看，当一家企业只向全球一部分市场进行产品销售时，如果其对手着眼的是整个全球市场，这将是更难赢得的竞争——因为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以保持在研发领域的竞争优势。在米勒看来，华为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它在研发方面投入了许多。全球上市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投入排名中，华为位列前十。但米勒认为，如果华为的销售被限制在某些地理区域，而不是把全球市场作为其客户基础，维持这种水平的研发投入在今后将难以实现。

“应专注于盈利能力还是专注于技术领先，需要权衡”
    在米勒看来，中国芯片企业眼下所面临的情况复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正试图切断行业内一些尖端技术的转让；另一方面是中国国内似乎有更多的推动力，更加注重国内的供应链。虽然中国政府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芯片行业，但那些得到资金的不一定是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芯片公司，而是一些旨在为国内市场生产技术和建立自给自足的公司。

对此，他举例说，当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看起来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使它们看起来做得很好的成功指标是市场份额，而不是盈利能力。“但市场份额实际上只是一个你愿意投入的资本投资的函数，当年，日本的银行愿意贷款给日本的芯片企业，日本的芯片企业以高质量建立了大量的产能，把无法获得更多资本而股东们希望得到回报的美国企业赶出了市场，之后，日本本土企业间相互争斗，因为它们被留在市场上，却不再能获得资金，在经过10年大量的产能投资之后，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参与这场竞争的企业研发出了新的产品。最终它们无法将投入转化为盈利能力。现在，研发此类芯片的韩国供应商以较低的成本结构上线了，所以日本基本上就出局了。”米勒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对中国芯片行业的一个警示。

　　“对于现在的中国芯片企业而言，是鉴于不确定性追求前沿的技术有意义，还是做一些可能更有利可图，但不一定具有技术上野心的事情更有意义？是应该专注于盈利能力，并建立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还是专注于技术领先，即使没有一个可以提供实际支持的商业模式？”米勒认为，这是中国芯片企业的领导者目前正在考虑、权衡的问题。在过去10年里，他看到中国的芯片行业中，不同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应对。